关于苏联为什么会滑向资本主义和走向解体，一些俄罗斯学者也在进行探讨。例如，1999年访问中国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一位教授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座谈时说，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逐渐的，是在改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老百姓没有发现这点。他说，苏联存在特权阶层，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鱼从头开始腐烂，苏共中央是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苏联人在意识形态上被炸毁了。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电视、麦克风和书刊报纸出政权。他的话代表了当前俄罗斯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当然，说没有人看出当时的危险，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例如，苏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耶夫1991年11月就指出，“存在着一种同革新社会主义主张完全不同的方针并且这一方针越来越明显，这是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意识的堕落发展到了极点。拼命污蔑苏联的历史，焚烧国旗，粗暴地毁坏和亵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军人的纪念碑--这还不是席卷全国的历史蒙昧主义的全部野蛮行为”。“社会和人民所需要的对过去的罪恶、错误、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无道德和停滞状况进行批评--这是一回事；而对我们国家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诋毁--这又是一回事。”他强调指出，“我们社会发展的两个趋势--社会主义趋势和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定的问题上，所谓的宪法‘非意识形态化’是以公开地、直至厚颜无耻地赞赏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为背景进行的。……当前阻止我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因此有人才如此疯狂地要把苏共赶出政治舞台。”（《在具体工作中把共产党团结起来》，《莫斯科真理报》1991年11月30日）一些人对苏联外交上的危险倾向提出警告：“在苏联滑入深重危机的时刻，过分积极的对外政策举动，使苏联较多地依赖于外部世界，较少地独立自主，……苏联领导把本国的‘改革’变成了世界各国的大业，自我置身于这样一种局面：每走一步都担心外国会对我们搞经济制裁，担心布什不来访，担心外国舆论对我们不理解。这就不得不唯美国和西方的马首是瞻。”（《集中抓国内，为时尚不晚》，苏联《俄罗斯文学报》1991年第5期）但是，这种声音显得过于微弱而根本不被听取。更有甚者，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和打击。例如，大学教师安得列耶娃主张对党的历史作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就组织文章反击，甚至要追查背景，揪出后台。正像有的文章所说，戈氏鼓吹的“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集会、游行、罢工，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参看马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演变及其教训的思考之一》，《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6期）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加紧向苏联发动意识形态进攻，且攻势愈益咄咄逼人。1982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并提出美国要“举国（包括政府和私人）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业”（《中美月刊》第27卷，1982年7月，4页）。很明显，这是在吹响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的进军号。
    从1982年到1989年初里根执政的7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联手促使苏联向资本主义转化。其特点是力求将意识形态的压力直接转化为苏联当局的政治措施。1990年西方7国参与执制苏联的改革计划，并监督苏联对西方援助的运用。它们通过裁军谈判、经援和人权问题等，沿着一个既定目标不断地向苏联施加压力。例如，在80年代，美国利用苏联的经济困难，不断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迫使苏联在国内人权政策方面进行改革。鉴于苏联放宽了移民政策，布什就在1990年12月宣布美国将暂停执行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向苏联提供5～10亿美元援助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此外还将向苏联提供医疗用品和技术援助。美国还把人权与军控谈判挂钩。美国政府代表通过1988年3月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发表《常规军控谈判方针》指出：“欧洲安全不仅取决于军事因素，还取决于政治经济尤其是人道因素。”硬是把裁军与保护宗教信仰、人员流通、取消政治犯等人权问题相联系。此后，美国认为，苏联在对待政治犯和犹太人离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就暗示这可能为新的军备谈判创造了条件。（美联社华盛顿1988年5月31日英文电，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菲利斯·奥克利谈苏联人权状况）
    1989年1月中旬在维也纳举行的35国人权会议集中讨论了苏东人权状况。苏联和华约为了在常规武器谈判上达成协议，在人权方面作出了“空前的让步”。这些让步包括同意建立监督机制，使欧洲33国和美、加两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其所进一步怀疑的践踏人权的行为提出疑问。被怀疑的苏东国家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各国政府可以要求举行双边会议，直至把问题提到每年一度的国际人权会议上解决。这样，苏联以后再也不能把西方的指责和干预斥责为“干涉苏联内政”了，从而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局面。
    对于苏联在人权政策上的退让，美国深表“满意”。1989年4月14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其《永恒的力量：美国新时代的对外政策》的讲话中说，“现在，克里姆林宫出现的一种新的现实精神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从此就放弃施压。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东西关系问题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难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无疑，使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建立起一整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Michael Mandelbaum,Ending the Cold War,《外交》季刊，1989年春季号）而这一目标竟由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主动配合”于1991年底提前实现了。
    这一幕可谓20世纪国际关系的“天方夜谭”。一方发动意识形态的猛烈进攻，另一方却大叫要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向对方看齐。其最终结果是，苏联于1991年12月自动解体。也正如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所有这些是在西方未发一枪的情况下发生的。”（Michael Mandelbaum,The Bush Foreign Policy,《外交》季刊，美国和世界，1990/1991）也就是说，苏联的真的实现了西方所瞩望的“和平演变”。
    苏联解体后的“新俄国”的情景又怎样呢？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在新俄国，自由导致了失望。如果说1991年的胜利似乎是一种不知羞耻的庆祝市场经济、人权和西方价值观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胜利，那么，叶立钦在1996年的胜利则是以一批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的上升而著称的。选举之后，银行家、传媒大王、实业家，这些曾给予财政援助和参与竞选的人们希望获得回报，包括：在克里姆林宫的职位，广播和商业上的特许证，以及获得国家资源财富的通道。”其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内外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无可争辩的幸运儿，是当之无愧的。”（David Remnick,Can Russia Change?,美国《外交》季刊，1997年1/2期）而广大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生活却急剧地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