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意识形态化”的本质是反社会主义的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戈尔巴乔夫一类人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知道，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意识形态不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起到了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权的巨大作用。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无法由任何人主观意志加以消除的。
    但是，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却竭力宣传“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为一种思潮，其目的在于淡化以至消除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1946年，西德社会民主党首脑舒马赫尔提出了“世界观中立”的观点，即否定指导思想和排斥理论，企图引导工人运动“非意识形态化”。1953年以自由派知识分子自居的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就提出了“摒弃意识形态”的口号，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普遍地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过是同一社会类型的两种形式，如果把两者视为对立的两极，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不难看出，这种以无党派自居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其实质是借否定意识形态来掩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以抽象的人类价值或人性尺度来否定阶级分析，以此麻痹人们的思想，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为资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大开绿灯，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
    如上所述，就在一些人宣传“非意识形态化”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始终不忘强化意识形态。特别是美国，是很懂得意识形态重要性的。早在1958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就发表了受参议院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特别强调工业时代“扩大了政治理论的作用。政治理论能动员群众来支持国家在国内外所进行的事业”。（《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发表的《现实的和平》一书中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西方发动攻势来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斗争”，“要进行争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竞赛”。他相信美国播下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中文版，93、94、9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尼克松于1988年写的《1999年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1989年写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则更为精巧地设计了一套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手法。布热津斯基特别提出抓人权的口号。他说，“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过程。”（中文版，30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面对西方反动势力发动的意识形态攻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能够用什么“非意识形态化”来自我欺骗吗？当然不能。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一部分普通公民中存在，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不够成熟与缺乏经验，对于执政者如戈尔巴乔夫一类人就不能这样看。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所谓“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其实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骨子里却充满着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出席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发表演说时就把他的嘴脸暴露无遗。他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对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的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捷克传媒《对话》（DIALOG），1999年第146期）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卑劣的呢？！他用孙行者钻进肚子的办法窃居苏共最高领导职位，然后用他的“改革”和“非意识形态化”从思想上搞垮苏共，最终把苏联引向解体。他的狂妄野心还要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彻底搞垮。难怪西方领导人要对他大加赞扬，把瓦解共产主义的成就首先归功于他。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不过是混进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