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这段历史中，孙中山和袁世凯是两个极为关键的人物。他们站在政治的两极，各自对当时的社会历史发挥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人物，盖棺未必论定。对他们两位的具体评价，过去学术界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某些最基本的方面，人们还是有共识的。每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矗立的巨幅孙中山画像，大概可以看作是这种基本共识的象征。
    最近读到一些论著，扬袁抑孙的看法似乎流行了起来。有一篇文章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清朝虽然“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可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的道路，现在一下子把它推翻，“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另一篇文章说得更加具体，指出孙中山制定的《临时政府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措施，“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更是“前无古人”的。文章的结尾处有如下一段妙文：“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总之，在这些文章看来，孙中山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而袁世凯则是顺应历史发展总趋势并造就了一代革命家或文化大师的功臣元勋。
    这些看法当然可以讨论。就我来说，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别的暂且不论，就拿前面引的最后一段话来说，的确，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曾在袁氏北洋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过。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历史名人或历史伟人，并不是袁氏北洋政府培育或恩赐的结果，恰恰相反，而是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同包括袁氏北洋政府在内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从而推动了社会前进的缘故。说到这里，不由使人想起了马克思说过的一个笑话：当有人称赞十八世纪中叶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认为在这个制度下德意志精神得到了发展时，马克思说，“德意志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他不无幽默地问：“法国革命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是在监狱里受到教育的”，难道能说监狱是“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吗？
    不过，这篇短文并不想也不可能讨论上面提到的那个孙袁历史功过问题，只想说说由此引起的有关学术创新的一点感想。
    上面的这些意见，都是在“学术创新”的名义下发表的。不错，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科学事业本质上是个创新的事业。如果一味陈陈相因，只是重复前人说过的话，了无新意，那也就不可能在科学上有任何前进。最近，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虽然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的创新而言，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同样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当然，需要正确理解创新的含义，一般说来，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对错，并不以“新”或“老”作为标准，不是凡新的说法便都是对的，老的说法便都是错的，当然更不能反过来。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历史学来说，看某个史学观点是否正确，只能以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来判断，也就是说，要看它是否把握到了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由于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发点、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认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对同一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和评论往往是十分分歧，错综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哪种观点是新，哪种观点是旧，有时就很难分辨。譬如，有一篇文章，是批评建国以来近代史研究中“认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传统观念”的，作者认为这种老观念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因此要以新的观念去代替它，应该肯定近代资本主义的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如果我们把眼光不仅限于建国以后而且扩展到建国以前的历史学，那就很容易发现，这里自称为是新观念的那些说法，其实到是很早以前就颇为流行过的；而文中主张应予摒弃的所谓“传统观念”，又恰恰是作者为“新史学”对“旧史学”的否定而提出来的。这样，上面两种观点，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就不大好办了，是以时间先后分呢，还是以内容来分呢？
    看起来，学术的创新，似乎有两个途径。一种，是通过对前人某些错误认识的批判和纠正，以达到新的更加科学的认识；另一种，是在前人取得的科学成果基础上，继续探索，继续前进，以解开更多的未知之谜。这两种情况，有时又会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就认识的本性来说，人们对于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只能逐步趋于完善，而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终极的最后真理。恩格斯甚至说，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甚至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因此，史学研究总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但是，这同任何对于前人的科学成果的主观武断和不尊重，完全是两码事，更不意味着只要对所谓“传统观念”简单地作个颠倒，就算达到了学术的创新。错误的观念应该纠正，正确的认识应该坚持，而纠正错误的观念，坚持正确的认识，都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进行，都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都需要对已有的科学成果采取极认真、极审慎、极细致的态度，用历史实际去一一作出分辨和检验。所谓科学的硕果只有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才能摘取，大概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