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一个项目的详细考察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这个项目用以分析社会生活形式 和社会群体的基本方法的独创性和启发性，而这种分析方法是通过在相互影响的个人的 实践活动中对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群体的不断的解释来进行的。看来，正是在个人的生 活中，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相互关系和相容性--才被最尖锐 地和最明白地提了出来。如果说直到最近，历史人类学还没有注意个人认同、个人利益 、目的设定、个人的理性选择和主动精神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归根结底，要回答继承 下来的文化传统、习俗、概念是怎样决定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自然包括事件进程本身 及其后果）人们的行为的这个问题，就需要进入分析个人活动的层面。
    纳入个人选择机制是建立综合性的解释模式的必要条件。这种模式在考虑社会-文化 的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同时，必须也考虑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并恢复历史个人的心理- 社会的整体性。因此，历史学家的兴趣开始从“典型的人”或“普通的人”转向具体的 个人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在这里，通常来说，被看好的是非寻常的个人，或者，较少地 是那些能在复杂情况下作出反常的决定的个人。这样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它 有自己特殊的研究任务和程序。这个流派叫“个人史（пероональнаяистория）”（更确切或可称“个人化史”[перо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аяистория]），或者称新传记史。因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与在传统的历史传记中一样，也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
    但是，各类传记分析的研究任务是不同的。如果说，推动这种“个人”方法的总的因 素是众多历史学家对历史主体的非人文化和非个性化的趋向不满的话（这种情况不仅在 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的史学中，而且在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的史学中也有），那么“个人” 方法的支持者的正面的战略方向是根本不同的样式。当前，在俄国史学中，在个人史这 个总标题下，有两种类型，彼此的对象也有所不同。传记作者的主要研究，或者放在构 建心理世界、它的活动，个人的独有的存在的经验（据Д。М。沃洛基希娜的说法，“历史中的存在的经验记实”）上；或者放在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上，被描述的生活是根据与这些环境的关系而获得历史意义的。看来，第一种类型的个人研究的方法论更接近文学研究（重点放在独有性，更倾向于个人有意识创作的成品，历史学家完全服从于那些高度密集个人经验的史料，把时代的社会文化氛围作为背景，而事件史则作为充分构建心理传记的骨架）。
    我们将较详细地讲一讲第二种类型，确切些说，是它的那些具有十分重要的共同特征 的模式。这些共同特征是：与传统的和“存在的”历史传记不同，在这些研究模式中， 对个别历史个人的个人生活、内部世界和命运的研究，不仅是研究的战略目的，又是认 识既包含他们又由他们创造的历史社会的合适的手段。换句话说，这里指的是本文开始 时就提出的根本方针：把社会语境弄清楚。
    广义上的“个人史”可用最为广泛的各种资料作为史料：既包括个人性质的直接述说（ 书信、日记、回忆、自传），也包括间接的证据，这些证据或记载旁人的观点，或有所 谓的客观的信息。自然，对有关古代的传记作品来说，除了涉及少数精英代表的以外， 资料方面有很大的限制。对研究人员来说，类似文本的数量太少，构成的困难不亚于诠 释、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历史学家-传记作者对个人档案中的各种资料和近代的无数 文学作品（它们可以极大地提高重构历史个性的机会）特别感兴趣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 合理的了。这种研究的重要关键是：准确说明在由某个具体社会确定的众多社会角色的 各种可能的生活道路；弄清价值趋向；构建关于生活成就的集体概念，这些成就反映在 “典范的传记”或“幸福的命运”的个人化形式中，不过，这些个人化形式又几乎以同 等的意义“赋予”了著名的历史人物。“个人史”的中心任务之一无疑是揭示人的意识 和行为的个人化过程的具体内容。这一过程反映为个人方向的强化和群体方向的削弱。 这就决定了要对最广泛的不同性质的现有文本进行解读，并从这些文本所包含的个人间 的关系、个人的认同、行为的战略的综合的内容和性质出发。很清楚，传记研究的重点 首先是个人的精神一情感生活，与家庭内外的亲人、密友的关系。通常来说，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非常的、偏离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越出传统规范和社会承认的选择模式的界 线，越出主体为了作出有意识的选择而做出的坚毅的行为的范围。
    与此同时，“个人的过去”这一概念，指个人直接“经历”的一切并在他的意识中留 下某种烙印；这种概念会起一种整合的作用，会对分析程序造成的分解性的后果起到补 偿的作用。分解性后果是指把人的活动，以及个性分解为个别的组成部分，并在个人与 社会之间造成一种虚幻的对立和在“个人的”和“社会的”之间造成矛盾。而补偿作用 体现在：这种概念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性的因素，经常会改变现实和它自己，并在 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交织中存在和活动。这样，研究对象仿佛把历史知识领域里的一 切方面都集中到自己的周围，此外，还强调了选择性的存在和历史个人的积极的、创造 的作用。这种作用依靠的是他继承下来的前辈们的记载了集体的历史经验的记忆和自己 的生活经验。由此，一个人的生活史就变成了真正的传记史，变成了通过个人表现出来 的历史。
    然而，如果说新传记史在自身的具体历史观察方面的成果是不容置疑的话，那么在综 合的层面上，有关个人性和集体性两端的过度的方法论问题却是迫切需要探讨的。令那 些把个人传记看成历史认识的有效手段的历史学家感到忧虑的所有方法论问题可以分成 两个复杂的症结。其中之一交织了所有与综合化程序有关的一切。首先，还未从议事日 程上取消的是一个神圣的问题是：从根本上说，根据对个别人的遭遇的具体资料作出的 观察是合理的吗，即使关于具体事件的细节的资料是大量的、详尽的，并且外推到集体 经验的领域（甚至更进一步，外推到社会历史语境的总特点）？不言而喻的是，集体经验 在心态规范和行为规范中记载的只是个人的那部分得到社会赞同的生活经验。但是不能 不指出，“被拒绝的”行为模式还是会这样或那样地在集体记忆中保存下来，尽管以“ 坏榜样”的形式保存下来，而某些决定--会作为供备用的方案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