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他是清代的汉学大师，也是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钱大昕的治学，既有“义理”的支撑，同时也充满着热切的“ 现实关照”，从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一
    在清儒中，钱大昕不仅学问一流，而且人品极佳。卢文弨称他“谦德厚道” ，“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1]（卷十九）“方今学博而行醇， 盖未有出阁下右者。”[1]（卷十九）段玉裁说他“其气和，故貌不矜张，辩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2]（p.2）这并不是卢文弨、段玉裁的谀辞，而是晓徵人品的真确写照。晓徵待人有敦厚之心，无刻薄之意。如所周知，戴震的成名就直接得益于晓徵的提掖。戴初入京时潦倒穷愁，时晓徵初中进士，正是春风得意之际。但晓徵亦穷微出 身，他入赘王鸣盛家（娶王鸣盛妹），这种在旧时代被视为寄人篱下的境遇，当时他深知 其中的苦楚，因而对于靠个人奋斗争取前程的艰辛与不易心有戚戚。在位卑言轻的戴震 面前晓徵没有一点新科进士的架子。听说戴震的学问佳，他便主动造访，并在秦蕙田面 前替戴美言，戴由是得以跻身士林，“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3]（p.460）相比 之下，戴震的学问虽然也好，但他的铺张扬厉，锋芒毕露，自以为学问天下第一，而将晓徵排在第二，总让人觉得咄咄逼人的过分，则视晓徵之温柔滋润，谦逊收敛，戴自要 差却了一层。王鸣盛的学问也不错，但他盛气凌人，动辄诋诃前贤，《十七史商榷》中此类话头甚多。对此，晓徵曾作《答王西庄书》批评王鸣盛。[2]（p.636）晓徵这封信的 口气很重，这在他的信札中极为少见。因为相知甚深，也因为王鸣盛讥评前人太过分，钱对王遂直言不讳。江永是戴震的老师，戴震推崇江永的推步学[4]，晓徵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江永的推步学不及宣城梅文鼎。指出，江永所撰《翼梅》，其“论岁实，论定气，大率祖欧罗巴之说而伸之”，不比梅氏，“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 ”。他谓戴震“当今学通天下者莫如足下，而独推江无异辞，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 耶？”晓徵对江永的批评，基于学术为天下公器之理念，话说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不避嫌疑，直书胸臆。但在江永死后，钱为之作传，却是美言有加。[2]（卷三十九）人死不能复言。因亡人无语，因此对故人的评价尤应慎重。晓徵惟念存人之美，宁肯在江 永生前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而盖棺定论时对江不作诟病之讥。章学诚与戴震不合，戴震刚死，章便作《朱陆篇》厉相诋诃。较之晓徵的人品，实斋自然要略逊一筹了。文人 好自重，且每每相轻，晓徵对此最为不屑，并以之为“立言者”之“戒”。对于做学问和“做人”的关系，钱大昕有深刻的认识。《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有《文箴》一篇，类 同于座右铭。[2]（p.268）这一段话点明了晓徵以“贯道”、“匡时”为宗旨的治学旨趣。“文依于行，若木有枝”是全段的要害。做学问应以做人为根底。人品不行，“心术 ”（章学诚以“心术”为“史德”的代名词）不正，学问也就做不好。顾及到了做人的学问家，应当是“孱守”而“博”，“湛思”而“默”的，也就是应当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的。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晓徵专立“文人勿相轻”条，这一条，又是针对王鸣盛的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有“裴行俭论王勃等”条。《新唐书·裴行俭传》记 载了裴行俭对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唐初“四杰”的评价，认为四人均“浮躁 衔露，岂享爵禄”，四人中除杨炯外“余皆不得其死”。王鸣盛不同意裴行俭此评，他 举出王勃追慕诸葛亮；卢照邻不肯屈节殉俗；杨炯的父兄随徐敬业起兵，杨炯因受此正义之举而被牵连贬谪；以及骆宾王讨伐武氏所作檄文的“凛凛有生气”这样一些实例来 反驳裴行俭，王鸣盛之论亦颇中肯綮。但因裴说唐初四杰“皆不得其死”，王于是反唇相讥，厉诋裴行俭“可鄙甚矣”，又将裴的后人当了奄宦养子这样的事都归罪到裴行俭 的身上，认为这是他裴氏“家法之丑”的报应所致，[5]（p.469）这就不免因激而逾分了 。同样是论唐初四杰，钱大昕也不认可裴行俭之评。但他并不对裴进行人身攻击，而是 转以杜甫为据，专从“诗风”的角度发议论，指出：杜甫所以诗高千古，是因为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王、杨、卢、骆之体，子美能为而不屑为，然犹护惜之”，不妄 加訾议。[6]（p.435）这种批评，比较王鸣盛所论更加贴近了问题的实质。杜诗有云：“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晓徵 最为欣赏。他引用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意谓“轻薄为文”的时人之评，在历史的长河中本微不足道，因此只能身名俱灭，而初唐四杰却如江河不废 ，万古流芳。这其中对于王鸣盛的批评是含蓄而深刻的；放大了来看，晓徵的警策，对于当今的学术界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箴言。
    二
    乾隆年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学术现象无疑当属汉、宋之争。在评价清代汉宋之争的公案 时学界往往以家派门户之争看待之。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失之于简单化、一般化。 清代汉、宋学之歧异，在家派门户之争的表象背后实隐藏着深刻的学理矛盾。易言之， 清代的汉宋之争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倘若看不到这一点，对于清代的学术流变就很难 有深刻的体悟；对清代某些重要的学术表现形式也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注：例如， 清代的汉学家为什么都对“二氏”（佛老）抱有深刻的敌意？清代“经学”发达的原因何 在？“道问学”与“尊德性”在清学中的意蕴是什么？清学“实学”学风的定型与“二氏 ”有没有关联？等等。这些问题，都和清儒的治学理念并与清代的汉宋之争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宜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