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聚敛
    乾隆年间政治黑暗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聚敛无度、贪冒成风。对此，晓徵也有以古喻今的论述。他指出：
    “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则贪，在公家则聚敛。它罪犹可免，犯此二者，终身不可齿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处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 。虽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敛，以期贵显，真劫盗也！”[6]（p.430）
    “官本位”是封建社会体制的一大特征，有官就有一切。而官吏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要能当成官，就需要被特定的道德伦理规范所接受。所以，封建官吏又往往 特别善于伪装自己，给人爱民如子、廉洁奉公的表象以获取令誉、巩固官位。晓徵鉴古知今。他所谓的“今人”，矛头直指乾隆年间的现实。乾隆年间，就有所谓的“廉官” 。但那种“廉洁”，只不过是“放长线，钓大鱼”，“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而升官的目的归根到底又是为了发财。这样的“廉官”，以“掊克百姓”为鸡犬升天的手段，却又虚伪地僭取了“廉洁奉公”的美誉，因此更加下流无耻。比起“暗中伸手”，偷偷摸摸的“小偷”式贪污，这种江洋大盗式的聚敛对于百姓造成的杀伤力 更大，因此也更加可恶。竹汀为乾隆年间的“大贪”作像，但有官场就有贪冒，在这一点上古今同然。所以，晓徵的批判，即使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有着活泼泼的意味。
    四
    近代以降，国势日蹙，学界因思“致用”转而诋诃乾嘉考据学的呼声甚急，钱大昕也因此颇遭讥评。乾嘉考据学被目为只讲考据，不讲“义理”的“无用”之学。实际上， 在他们的考据背后，实有一套深刻的治学理念亦即“义理”的支撑。而这种治学理念的形成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致用”的结果。钱大昕的文论、史论和“理”论正可以 作如是观。龚自珍在评价乾嘉考据学时指出，考据学是“有用”的。这个“用”即在于为当时的“愚瘁之士”、治经学人指点门径，寻绎端绪[7]（p.195）。考据学者在治学的崎岖山路上不畏劳苦地攀登，难读懂的典籍，经了他们的音韵训诂变得平顺易懂了；复杂难解的典章制度，经了他们的疏理变得源清流白了，这就为后人的读史研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已万难否定，更遑论考据学者“实事求是”科学的治学精神垂陶今人，遗泽后世的巨大而有益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于钱大昕这样的考据学者，他们下苦功而趋于迂拙，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他们所取得的实质性的学术成果，那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就是经得起后人的“企待”的。
    【参考文献】
    [1]卢文弨。抱经堂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
    [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戴震。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洪榜。戴震行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
    [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