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指出，宋儒援“二氏”尤其是援佛入儒，将传统儒学建立在了“哲学”的基 础上，使理学形而上学化了。阳明后学“师心自用”，对于明代后期意识形态领域内泛 滥起来的“异端”思潮给予了思维方法论方面的理论支撑。阳明学“玄而又玄”，专就 “道”、“器”、“心”、“性”等概念之探讨向“精致”“细微”的一边走，此种“ 形而上”的带有学术本体意义的治学倾向，也越出了传统的“学以致用”实乃“资治” ，即学术服务于政治的治学目的论所能够容忍的范围。下历嘉靖、万历，政治局势的恶 化，迫使东林士子在王学内部树立起了批判的旗帜。他们对阳明尤其是阳明后学援佛入 儒的严厉批判未尝稍假辞色。东林士子摒弃形上思辨学风，主张尊孔读经，提倡“实学 ”、“实践”，这就非将学风逼向那弃“虚”蹈“实”之路而不可止。在东林士子那里 ，资治-辟二氏-尊孔读经-弃虚蹈实，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一以贯之的学术发展 “理路”。因此，东林士子对王学的初步清算，实为理学向清学折捩，将学风初步引上 实学之路的一至关重要之枢机。明亡清兴，国鼎他移，这一历史的大变故，对于广大饱 受“夷夏大防”观念浸染的晚明士大夫来说是一个不能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痛 定思痛，在群起探讨明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时，阳明心学的“空言误国”遂成了清初一 代士子共同口诛笔伐的对象。追根溯源，清初学界又无不对阳明心学的援佛、老“二氏 ”入儒痛加批驳，他们秉承东林遗风，在清初掀起了一股理清算浪潮。宋学的学风因此 转上了汉学的路径，并同时种下了汉宋之争的胎苗。下至于乾隆年间，汉宋之争遂骎骎而起。戴震有《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来“求道”亦即来探求经书蕴涵之“义理”。[3]（p.214）这种治学理念，在清儒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显现出了清代汉学与宋学在学风上的重要差别。钱大昕对于宋明儒的批评，他明确揭橥“六经皆以明道”的治学宗旨，而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可见，他所遵循的治学路径与戴震无异。[2]（卷三十三）
    在汉宋之争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钱大昕都有所涉及。他对于宋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 以下方面：一是批评宋儒学风轻浮，不读注疏，论无根底；[6]（p.67）二是批评由宋儒 开启端绪的“六经注我”之风。《十驾斋养新录》专列有“六经注我”条，批评陆九渊 。[6]（p.426）三是批评宋儒学风之“虚”、“空”。钱大昕指出，宋学的“空疏”学风 形成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晓徵浓笔重墨批评王安石，指 出，自《三经新义》出，宋代士子趋之若鹜，遂将“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训，不敢妄作 聪明”的学风彻底破坏。他引用王应麟的论断，描述了自汉至宋学风衍变的轨迹，认为 ：自汉儒至于宋代庆历间，治经者守训诂而不凿。自《七经小传》出，学人“稍尚新奇 ”。“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如土梗”，从此儒者“以意说经，诋毁先儒，略无 忌惮。而轻薄之徒，闻风效尤，竞为诡异之解”。[6]（p.426）宋代士子受《三经新义》 之影响，“轻薄”为学竟至于不屑治史。如殿中侍御史李彦章即认为，“秦汉隋唐之史 ”为“流俗之学”，甚至主张将科举考试中的时务策问、以史论“今”一项罢黜。钱大 昕皆以此归为王安石之影响，斥之为“王安石之学，其弊至于妄诞无忌惮若此”。[6]（ p.165）甚至于宋代的积贫积弱，钱大昕也认为王安石不得辞其咎。指出，《新经义》鼓 动了类似于晋代的“清谈”之风。“神京陆沈，其祸与晋等。赵鼎言安石以虚无之学败 坏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新经取士之害士习。”[6]（p.434）又指出，“王 安石以本朝制度为流俗，谓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谈尧舜，躬行商韩，此宋所以亡也”。 [6]（p.428）
    北宋以后，正统儒学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历来不高。王安石因为变法及其失败，担待了 太多的历史罪名。实际上，宋代对于“形上之思”，也就是对于钱大昕所指责的“过高 之论”的关注和兴趣，早在“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时已开其端绪。（注：陈 寅恪先生将宋代理学学风出现的原因，更追溯到唐代的韩愈。见《论韩愈》，《金明馆 丛稿初编》第2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始于神宗熙宁 二年（1069年），王安石置“经义局”颁布《三经新义》则在熙宁六年（1073年），而石介 （1045年卒）、孙复（1057年卒）、胡瑗（1059年卒）均死于王安石变法或安石置“经义局” 以前二三十年，对宋代“空疏”学风的成型，责任并不大，或至少不全在王安石。所以 ，在对王安石的评价上，晓徵之讥评并没有多少新义。看晓徵的史评，多平和而中肯。 在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晓徵尤其谨慎。那么，在对王安石的评价上晓徵何以出 现显而易见的偏颇？这一点恰恰值得注意。钱大昕对于王安石的偏颇之论中透露了乾隆 年间评判宋学的一般价值尺度的讯息。
    清儒批评宋学之“空论”、“高论”，其指向实为宋儒的形上思辨之学。而宋学的形上思辨有赖于“二氏”尤其是佛释的理论滋养。以此，清儒对于宋学的批判便不得不以 “辟二氏”为津筏。早在清初，“辟二氏”就是理学清算运动的重点。对宋学将佛释的形上思辨与传统儒学相嫁接的治学路径，清初学界已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此种遗风 ，下至于钱大昕时仍然如故。《十驾斋养新录》即专列有“攻乎异端”条。在大昕看来，东晋之所以“日衰”，就是因为释、道“二氏”盛行，“当时士大夫好尚迂怪”所造成。[6]（p.437）“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无论是魏晋人 清谈老庄还是宋明人清谈心性，都远离了孔孟“切于实用”的本旨。特别是宋明儒动辄 言“道”，“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奚以异哉！”[6] （p.434）而晓徵所谓宋儒“驰心于空虚窈远”、“求诸幽深玄远”、“释氏之精蕴，而 阴附于吾道”，以及“识心见性”、“守虚灵之识”云云，全都是指宋学那种援佛入儒，将传统儒学“哲学化”的治学倾向。晓徵特以“阴附吾道”、“诞妄之迹”、“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呼，侧僻固陋”谓二氏特别是佛学，遣辞用语的情绪化倾向都很鲜明。晓徵又有一篇《轮回论》，则辟佛的立场更为坚决，语义也更加激烈尖锐。他认为，佛释背父母，忤人伦，其所创轮回说“欺天诬神”，驱使世人“而入于禽兽者” 。“而人之习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为不孝不弟之事，靡然从之，千有余年而不悟，可不为大哀乎！”[2]（p.36）
    要之，乾隆年间的学风接绪清初而起，形成了批评宋儒、“汉宋相争”的治学路径。 由批驳宋学的“游谈无根”出发，乾隆年间的学术界与清初取径相同，“辟二氏”同样 是乾隆年间学术界的治学趋向。在对待佛释的态度上，清儒普遍存在着一种敌视佛释的倾向。（注：对于佛释之学，清代的考据学者如洪亮吉、朱笥河、武亿、洪榜、阮元等皆不以为然。可参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上海书店1983年版。）在批评宋学和“辟二氏”这两个乾隆年间的“学术热点”问题上，钱大昕亦确然一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