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有冲撞，也有交融。本文 拟从人格角度入手，对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格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结合 具体实例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时段”，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与国家的发展 方向，乃至于国民性等问题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以探究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类型及其 特点。
    一
    提及知识分子的人格，或许人们马上会想到独立人格与依附人格这相互对立的两者。 所谓独立的人格，独立于谁才能称其为独立？所谓依附的人格，依附于谁才能称其为依 附？如所周知，对两者的判断主要依据知识分子与政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定。即是说 ，独立于政界及权力，或参与政治但并未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独立；与之相反，向 政界及权力靠拢，或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依附。有的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不变， 或是终生独立，或是终生依附。然而，有的知识分子人格会发生转化。当时代变化，知 识分子的价值观亦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带来知识分子人格的转换。某些知识分子在人格 转换中会表现出人格转换的双向性，即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后来再由依附人格 转换为独立人格；某些知识分子则表现出单向性，即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或由 依附人格转换为独立人格。人格转换具双向性者，将会表现出人格由断裂到整合的过程 。仅具单向性者则不具备这样的过程，或许亦试图整合但以失败告终。笔者将知识分子 的人格由独立转向依附的现象称为知识分子人格的断裂，将对断裂人格进行整合却未获 成功的现象称为人格的虚假整合。
    所谓人格是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个人的道德、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总 和。人格结构即由这几个因素组成。人格结构的外部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态度。在近代日 本，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在“道义”与“权势”的冲突中改变着自我。尤 其是当时代变化，“道义”与“权势”的内容亦发生变化时，知识分子的人格会程度不 同地受到影响。有的知识分子放弃“道义”屈服“权势”，有的知识分子则能继续保持 “道义”之承担者身分，还有的知识分子继续“以势驭道”。这无疑在知识分子群体中 具有典型意义。正如余英时所说：“‘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之于 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这不仅中国知识分子 为然，古今中外莫不皆然。”[1]（P109）其所谓“突出之‘士’”，是指既能保持“自 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又能担负起批判政治、引导舆论重任的知识分子。如果按这 一标准要求的话，能纳入这一尺度的世界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近代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 。由于近代日本之初模仿欧美采取“文官制度”[2]（P18），具有政治人与文化人双重身 分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这样就增强了知识分子人格的模糊性与难以断定性。知识分子 在“道义”与“权势”之间的徘徊状态，是造成其人格模糊性与难以断定性的原因。虽 然如此，当社会思想运动与社会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同时发生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 与态度就会暴露无遗。据此，可将知识分子的人格判定为独立型、断裂型与依附型。这 种划分具有“典型”意义上的划分性质。
    对知识分子人格类型的划分及其特点的归纳并不容易，对知识分子人格不同类型的评 价则更为复杂。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应该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时段”，并将知识分子 所处的时代背景、“道义”与“权势”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取向乃至于国民性等问 题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至少，在考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时应该如此。
    二
    “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自我认识的需要，人们在努力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 ，也在满足精神的和理智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不仅瓦解了人身依附的封 建关系，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3]（P4）近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不仅以打破 封建的身分制度及正统世界观为前提，而且相对独立、自由的言论机关也是其诞生的必 要的外部条件[4]（P29）。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脱胎于幕末的学塾与藩学校。他们的产生不仅以国内资本主义因素 的萌芽为物质前提，而且还以东亚各国普遍存在的“外来压力”[5]（P102）为契机。可 以认为，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团体）[6]（P165）标志着真正意 义上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群的诞生。这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团体，以引进西方的哲学、 伦理、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配合政府提出的“文明开化”。同时，他们还将 摆脱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危机视为“使命”。他们的出现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即明治 政府破除旧有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创建新制度，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变革。“明 六社”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开启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文明开化”与“开启 民智”为己任，以《明六杂志》为舆论阵地，宣传新思想，为国家新体制的形成寻找理 论依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明治政府保持着种种关系，从人格角度讲，已不再是纯粹 的依附性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成为政府的官员。例如，森有礼（1847-1889年）出身于 萨摩藩的士族阶层，早年曾留学英美，1870年出任驻美公使，并考察美国的教育制度。 1885年出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1886年主持学制改革，颁布《大学令》，成为日 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始人。由此可以看出，森有礼是明治时期“倚势行道”的代表。他 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凭借明治政府给予的权力，导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及规范。 在文化事业上，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他是兼具政治人与文化人双重身分的知识 分子。
    福泽谕吉与森有礼不同，他是思想界的代言人，独立于政府之外。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7]（P288）。 他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了“人生而平等，无贵贱之分”[8]（P1）的先进 思想。为了维护人民的自由权与生存权，他力主争取国家独立。他的“争取国家独立” 的思想，与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9]（P383）政策相统一，后来逐渐演变为带有侵略 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消息后，福泽谕吉 喜极而泣的思想根源。他虽然具备“独立人格”，但从其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支持态 度来看，他的“批判政治、引导舆论”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从福泽谕吉的身上，可以 看出日本国民性的积淀。“即指在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范围内比较普遍的、甚至是居于 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构成国民性主要特征的，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 和道德规范，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10]（P 5-6）也就是说，在“富国强兵”的目的意识下，“武士道”作为体系是消灭了，“但作 为道德依然存在”[11]（P32）。在这样的目的意识与道德规范的指引下，明治政府的指 导者们对稍为激进的思想采取分化与镇压的政策。他们对自由民权思想（明治启蒙思想 之后的现代化思潮）的镇压就是佐证。
    自由民权思想不仅是思想运动，而且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指导思想。自由民权运动自187 4年1月板垣退助等人发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始，轰轰烈烈长达十余年。其基础力量 是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地主，其主导人物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由民权 运动虽最终遭到失败，但从其提出的“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12]（P 70）三大中心口号看，或从其反对明治政府“有司专制”的斗争实践看，仍可说它是自 下而上地要求深化政治、经济变革的民主主义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激进派思想家是中江 兆民（1847-1901年）和植木枝盛（1857-1892年），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士大夫”气概、 思想清高、非妥协性，与自由民权论的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了斗争的道德与毅力。但遗 憾的是，他们晚年有过变节行为，他们的艰苦斗争在政府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
    一战前后，在国际民主思潮及民主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的知识分子发起所谓的“大正 民本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实行立宪政治，反对军部专政。 吉野作造（1878-1933年）及其“民本主义”（“国家法理上属于人民”，“国家主权活 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13]（P24-25）思想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吉野 作造远离权力，发表政治见解并获得成功，成为人格独立型知识分子的典型范例。他凭 借思想指导运动来实践其政治主张，大正民主运动取得的政治实效，即实现政党内阁和 颁布《普通选举法》是其标志。他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保持和维护了人格的独立性。另外 ，他组织团体，使思想主张组织化。在思想--组织--运动的系列环节中寻求解决问 题的最好办法。自1926年至生命的终结，吉野作造更加偏重学问。他着手“明治文化研 究”，并以此确保人格的独立。纵观吉野作造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始终站在体制之外， 以大学教授的身分与政界保持距离。他以舆论参政与舆论干政的方式关注政体改革，从 而引导国家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他以“民本”概念嫁接西方民主思想，并认为“民本主 义”与君主制可以并存。他的参与意识、对信念的执着、观察问题的敏锐及其独立性， 构成了其独立人格的外在表现。吉野作造真正做到了：“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 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批判能力，并依据内心 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或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 量。”[14]（P3-4）
    知识分子对政治采取的态度，汤因比（1889-1975年）也认为有两种。“一是脱离所处 的时代与环境，埋头于纯学术研究，致力于探讨所谓‘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 二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表现出非常热切的关心”。但是，“知识分子既不能完全 超脱现实问题，完全割断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各种问题的联系；同时，也不应 完全限于政治。”汤因比在寻找理想知识分子的代表时指出：“苏格拉底既不刻意参与 政治，也不回避。我想他的这种实践表明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取的正确态度。”[15] （P121-122）由此观之，吉野作造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 正是要仰赖这类知识分子。在昭和法西斯统治时期，具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知 识分子几乎绝迹。即便有，也早被文化统治机构所扼杀或统一到法西斯战争中去了。
    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除了上述的独立型与下面将要谈到的断裂型外，所见最 多的就是依附型。例如，明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就很强。他们把“国家独立”与“自我 使命”相认同，在“唤起愚蒙之沉睡，树立天下之模范”[16]（P18）的实践中实现其自 我价值。但是，他们已经由人格上对幕府的依附转变为在精神上对天皇的依赖。他们有 的成为明治政府的领导者，指挥国家的建设（如加藤弘之、伊藤博文等）。其中，伊藤博 文（1841-1909年）是人格依附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昭和法西斯战争期间，人格依 附型知识分子不胜枚举。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要么是权力的所有者，要么使“道”屈 从“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