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中叶欧洲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结束了俄国在欧洲 大陆的霸主地位，改变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格局。然而，国内史学界普遍从政治斗争的角 度解释这场战争的原因，认为是欧洲列强争夺欧洲和近东霸权的斗争引起了这场战争。 实际上，在对历史斗争的过程发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 定性的。[1]（P477）
    一、英国在近东的商业发展
    近东是英国工业品的主要市场之一。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它需要不 断扩大国外商品销售市场，近东便是它的发展方向之一。
    谷物法废除前，英国就在近东进行着重要的商业贸易。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三个重要 贸易港口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和士麦那的贸易日益增加。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8 30～1840年间，每年都有400艘往返于俄国黑海各港口的英国商船暂停于君士坦丁堡， 有150多艘英国商船在君士坦丁堡直接进行贸易。[2]（P112）
    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进行经济改革后，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从1821年起棉花就成 为埃及向英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逐渐增加，1836年达到243 230堪他尔（1堪他尔 合44.982公斤），比1821年增长了256倍。[3]（P95）埃及还向英国出口小麦等谷物。
    在士麦那，英国人和转运英国商品的爱奥尼亚人的贸易超过了其他国家。1850年，英 国在士麦那的贸易量为100艘商船，总吨位为2万吨，进出口商品的价值几乎达到1.8万 美元。[2]（P205）
    英国还与近东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特里比松德是从事中转贸易的港口，它收购的英国 商品主要运往西亚销售。希腊在1829年独立后成了英国在近东扩展商业的又一个地方， 1837年英国与希腊签订了商业条约。1838年，英国还命令驻小亚细亚东部重镇埃尔祖鲁 姆的领事布朗特考察了西亚的库尔德斯坦等广大地区。1840年，英国计划在小亚细亚东 南修筑一条军事驿路，从萨姆松开始，直达波斯湾，以便开发土耳其的矿藏和其他资源 。[2]（P116）英国为了它在近东的贸易利益，还大量增加派驻近东各地的领事人员，如 向巴士姆、布鲁萨、凯撒里亚和士麦那等地派驻领事，在耶路撒冷和刻赤新设立副领事 职位。[2]（P128）
    19世纪40年代，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不断扩展，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废除谷 物法，实行贸易自由。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1849年，英国又废除了航海条例。 英国与近东的贸易随之发展起来。
    19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英国商船停靠在多瑙河各公国的港口。1843年，从多瑙河的 加拉茨和布雷洛夫港驶往英国的商船为7艘，运载7 000夸特谷物；1849年，驶往英国的 商船不少于128艘，运载了298 392夸特谷物。据统计，到1853年为止，多瑙河全部航运 总值的1/3是英国商船完成的。[2]（P203）
    除多瑙河各公国外，英国还扩大它与土耳其其他地区的贸易。1840年，英国与士麦那 的贸易量等于1853年英国与多瑙河各公国的贸易量，约100艘商船，总吨位为2万吨。到 1853年为止，每年有4000多艘商船停靠在士麦那和贝鲁特，总吨位为20万吨，进出口商 品的价值几乎达到了1 800万美元。1853年，除了埃及和多瑙河各公国外，土耳其其他 全部地区约为英国提供谷物70万夸特。[2]（P205）
    英国在购进奥斯曼帝国的农产品的同时，也加紧把它的工业品销往奥斯曼帝国。1840 年，英国销往奥斯曼帝国，包括埃及和多瑙河各公国的工业品总值为1 440 592英镑；1 842年为2 068 842英镑；1844年为3 271 333英镑；1848年为3 626 241英镑；1851年为 3 548 959英镑。[4]（P16）
    在英土贸易增加的同时，英俄贸易却相对下降。1845年，英国销往俄国的商品价值1 0 75万美元，销往土耳其和希腊的商品价值为1 145万美元；1849年，英国销往俄国的商 品价值下降到750万美元，销往土耳其的商品价值却猛增到1 200万美元，同年，多瑙河 各公国购进的英国商品总量也超过了俄国黑海各港口购进的英国商品总量。[2]（PP108- 109）1853年，英国销往奥斯曼帝国（包括多瑙河各公国）的工业品总量，已经是英国销往 俄国的工业品总量的两倍多。[2]（P206）土耳其正在取代俄国成为英国工业品的最大主 顾，同时又是英国农产品的供应者。近东在英国的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因此，柏耶尔认为，“毫无疑问，这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支持土耳其的一个重 大经济因素。”[2]（P206）
    二、南俄经济的发展及英俄在近东的经济冲突
    南俄地区土质肥沃，适于种植谷物，特别是小麦。1815年后，欧洲由于受战争破坏， 对俄国谷物的需求急剧增加。1811～1815年，俄国的谷物输出平均每年为2 965.5万普 特。输出的谷物有80%经亚速海和黑海外运。由黑海输出的小麦有4/5经敖德萨出口。[5 ]（P258）敖德萨在南俄的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1829年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规定俄国有通过黑海海峡通商航行的自由权，这有 利于南俄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敖德萨等南俄海港的谷物出口贸易。1837～1839年，每年 约有800艘商船驶离敖德萨，总吨为20万吨。敖德萨每年除了出口小麦外，还出口其他 各种谷物、亚麻籽、牛脂和羊毛，出口总值为3 500万纸卢布。同期，敖德萨每年进口 的葡萄酒、干果、橄榄油、稀有金属以及皮棉，总值为2 000万纸卢布。[2]（P131）俄国 在敖德萨购买的外国商品的价值只等于它出口的商品总值的57%，俄国在与英国等西欧 国家的贸易中处于出超地位。
    1840～1853年间，南俄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敖德萨及俄国的其他黑海港口 的对外贸易，特别是谷物出口贸易空前增长。在敖德萨的出口商品中，小麦仍然是主要 出口项目，而且主要输往英国。1842年出口小麦621 664夸特，其中1/3输入英国；1846 年出口小麦1 407 827夸特，其中189820夸特输入英国；1850年出口小麦980 377夸特， 其中2/3输入英国；1852年出口小麦1 362 251夸特，其中570 237夸特输入英国；1853 年出口小麦2 251 011夸特，其中681 731夸特输入英国。[2]（PP219-220）
    除敖德萨外，俄国的亚速海各港口的谷物出口量也增加了。1842～1845年间，亚速海 各港口每年大约出口小麦50万夸特；1846年出口小麦650 870夸特；1847年出口小麦464515夸特。1847年亚速海各港口出口的小麦，加上克里米亚各港口出口的小麦（109 027 夸特）和敖德萨出口的小麦（2 016 692夸特），总数为401万多夸特。[2]（P220）这些小麦 主要输往英国。
    随着南俄经济的发展，英俄在近东出现了深刻的经济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是英俄贸易不平衡的冲突。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经确立了自由贸易原则，俄 国则仍然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制度，对输入俄国的外国商品征收高关税。这意味着英国 可以购买更多的俄国谷物，却不能向俄国销售更多的工业品。尽管英国商品在俄国市场 上占有很大的份额，但随着英国从俄国购买的商品（尤其是小麦）不断增加，英国出口到 俄国的商品的价值就相对减少了。这导致英俄贸易的不平衡。英国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 况。在1842年，阿伯丁向俄国表示：“大不列颠希望她在与俄国的商业关系中得到一种 自由的互惠互利关系。”但俄国认为，英国谷物法的废除不是英国要求俄国互惠地对待 英国工业品的依据。[2]（P223）因而对英国的要求予以拒绝。
    其次，英国为了打击俄国的谷物出口贸易，支持多瑙河各公国与俄国进行谷物出口竞 争。多瑙河下游是欧洲两大谷仓之一，尤其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特别适宜 增加谷物生产。1829年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规定此两公国仍臣属于土耳其，受俄 国保护，但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和自由的商业权。[6]（P366）这有利于两公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两公国经济的发展，它们要求与英国贸易。英国则支持两公国与俄国进行谷物出 口竞争。
    1835年10月，瓦拉几亚大公格希凯致函帕麦斯顿，表示希望促进瓦拉几亚与英国之间 的商业往来。英国积极回应。随之而来的便是英国与多瑙河地区谷物贸易的增加。南俄 地区的商人和地主感到了竞争的压力。为此，俄国政府派人调查多瑙河各公国与南俄的 谷物竞争。1837年，有942艘商船经多瑙河驶往两公国的加拉茨和布雷洛夫港。当年， 两港口大约出口谷物49万夸特，其中65%是小麦，此外还出口牛脂、皮革、亚麻籽以及 羊毛。所有从敖德萨出口的主要农产品，加拉茨和布雷洛夫都出口，而且数量在不断增 加。[2]（P136）为了限制多瑙河各公国与西欧国家、特别是与英国的谷物贸易，俄国在 多瑙河上实行严格的船舶检疫制度，防止外国商船大量驶入。这不仅导致了俄国与多瑙 河各公国的矛盾，更激化了它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冲突。
    第三、英俄贸易冲突还表现在争夺亚洲市场上。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的工业开始 起步，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到1842年止，俄国出口的毛织布料几乎 与它出口的原毛相等。俄国的棉纺织业发展起来，并在国内和西亚找到了棉织品市场。 此外，俄国还生产餐具、皮革和其它工业品，还利用亚麻和大麻的剩余产品发展亚麻布 和麻绳生产。由于俄国农奴制的存在，它的国内市场十分狭小，沙皇政府在制造商们的 压力下，自然会向外扩张，寻找新市场。所以，虽然当时俄国工业的规模还很小，但却 成了英国在近东、中东和远东销售工业品的潜在的竞争对手。[2]（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