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 进步的变革。它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高扬起了向现代社会破浪疾进的风帆。在这场以 思想解放为主旋律的新文化运动中，新崛起的资产阶级在古典文化的启迪下，用以人为 核心的崭新的意识形态，反对以神为核心的陈腐的意识形态；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取代 了以天主教神学为主导的封建主义旧文化；用对主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直接体验和深层 次思考，打破了蒙昧主义对人的理性的桎梏。基于此，在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中，就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把天主教与文艺复兴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认为在两者的关系中，只 存在后者取代前者，并彻底否定和抛弃前者的绝对对立，而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扬弃， 吸收其有用的东西为己所用的某种文化上的薪火传承；认为教会中人尤其是头面人物与 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只有仇视和对抗，而无友谊与合作。
    然而，随着有关文艺复兴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纵深发展，越来越不可置疑地表明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锋芒所指的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如同世界上任何相互关联的事物之 间的关系一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僵化的而是多变的，彼此间既有抗争、对 立，又有传承乃至合作。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与教会上层乃至教皇间既有迫害与反迫害， 也有依存、利用甚至深厚的个人情谊。天主教与文艺复兴之间既有变异也有遗传；既有 本质差别也有血脉相连。
    一
    肇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均显露与天主教割不断、理还 乱的欢喜冤家之情结。
    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被恩格斯誉为划时代的伟大人物的但丁[1]（P269），他的不朽 名作《神曲》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了西欧由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中 ，既反映了意大利的现实生活，表明了渴望祖国统一，要求理智解放，情感自由，肯定 新思想和新生活的情怀，又打上了中世纪天主教世界观的烙印，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 ，洋溢着对上帝和天堂的真诚向往，融人文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神学观念、中世纪传统思 想于一体。
    如果说，但丁的跨时代性使他难以彻底与旧时代决裂，摆脱旧思想旧传统的影响，在 开创文艺复兴新时代的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势所难免，且不足为训的话。那 么，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从意大利到英伦的所有人文主义巨匠，无 一不是“既非不信教者，也非无神论者”[2]（P208），大都有着非常坚定的天主教情结 。甚至本身就是教会上层人士乃至教皇。
    被尊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研究古典文化的带头人 ，而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人间真情，其追求个性解放、个人爱情和荣 誉的激情洋溢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这同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彼得拉克不仅没有同天主教进行决裂，而且还对教会表达了敬意。他在给友人博卡 西奥的一封信中，在强调求知的重要的同时，将求知之路与无知之路并提，并指出在“ 虔诚”的引导下均可通向幸福[3]（P6）。达·芬奇一生崇信实验科学，是文艺复兴中多 才多艺“巨人”的典型代表，然而在他晚年卧病在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感到死亡， 于是请人一遍又一遍讲解《圣经》中的教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主张用理性来对抗宗教信仰的无上权威，用“人 学”来取代神学，但是，其复兴或创新没有脱离中世纪西欧天主教文化的土壤。人文主 义者的许多文学作品均借用了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或梦境等形式，在思想体系上也或 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受到天主教神学的支配，但丁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诗人塔 索也是这样，他在其叙事诗《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通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思想 文化的冲突和较量来显示天主教信仰的力量，表达其对天主教文化的依恋。即使其思想 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对早期资产阶级身上暴露出来的一些卑劣的自私品质进行过批 判的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其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圣经》的影响，西方学者 奇蒙·诺布尔就写有《莎士比亚的圣经知识》一书对此进行介绍。另一学者樊戴克通过 数学统计明确指出，莎士比亚每一剧作引用《圣经》的平均次数竟达14次之多。
    天主教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密切关系，除了表现在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有着难舍 的缱绻之情外，还表现在天主教会乃至教皇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和直接参与。令人文 主义者所倾倒和努力模仿的古典文化，主要来自于中世纪前期修道院所保留、抄缮和翻 译的古希腊罗马文献。大批的学术人才、知识巨匠都是修道院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辉映下，在罗马教廷甚至还出现了尼古拉五世、庇得二世这样的人文 主义教皇。第一个文艺复兴教皇尼古拉五世不仅自身是位第一流的学者，并且十分重视 对古籍的收集和整理。当他还是一位普通教士的时候，就曾因购买手稿或请人抄写手稿 而身负重债。成为教皇之后，他充分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搜集和整 理古代文献，并最终为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办奠定了基础。受到伊拉斯谟人文主义者广泛 批评的朱理亚二世，同样是当时最著名的艺术的倡导者[4]（P208）。他把布拉曼特、拉 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聚集在自己周围，决心使罗马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为实现这一夙愿 ，这位极其暴躁专横的“野蛮人”，对米开朗基罗这样伟大艺术家也十分克制，极为笼 络。正是由于他们对人文主义艺术的赞赏、宽容和扶持，使罗马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文艺 复兴的中心。
    总之，人文主义与天主教的结合，是文艺复兴运动得以兴起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 因素。不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经历了古典学者对于古代文学艺术的热情与更新的宗教思 想，以及揉合古典遗产与基督教传统努力均衡发展的阶段，而且人文主义与天主教的相 合，还是北欧国家（如德国）通往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文化世界的第一座桥梁[4]（P75）， 在整个文艺复兴和西欧近代文化的构建初期，天主教及其物化组织，作为保守、愚昧、 阻碍文化发展的落后势力，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的同时，又以曾经代表过的那个时代及 其文化上的一切建树，与新生的近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对文艺复兴运动及 近代西欧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