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藩卫“中国”的羁縻府州和“藩国”,唐王朝虽然实施的管理方式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分布的范围和势力的强弱。一般而言位处传统郡县区域之内的政权,唐王朝难以容忍其保持“藩国”的状态,高句丽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高句丽立国于“旧中国之有”的辽东,虽然在西汉后期逐渐强大,称雄东北亚,但最终招致了唐太宗、高宗持续不断的进攻,最终为唐王朝统一,被纳人安东都护府下的羁縻府州管体制。①但对于传统的郡县区域之外的政权,势力强大者可以在唐王朝的“天下”秩序中保持“藩国”的形式,弱小者依然是被纳人羁縻府州之下。
    面对众多的“四夷之人”构成的政权,唐王朝制定了系统的礼仪制度来规范与这些政权的关系,以及这些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礼记曲礼上》对“礼”有如下解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但实际上“礼”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难以用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完全概括的。唐王朝初在“隋礼”基础上制定了“贞观礼”,后又制定了“显庆礼”、“唐礼”、“大唐开元礼”等,而且这些礼仪制度也广泛地传布到边疆地区。在这些礼仪制度中就有不少是用来规范“天下”秩序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宾礼”。
    宾礼的确立原则是在汉代。《汉书宣帝纪》载:甘露二年(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匈奴内战中失败,遣使降于西汉。汉宣帝“诏有司”议定有关礼仪制度。当时“有司”的大臣们意见比较统一,咸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废,相土烈烈,海外有雀戈。’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主张采用周代就形成的传统礼仪制度。但大臣们的这些建议并没有为汉宣帝接受,因为他想借此显示自己的德绩,因而下诏:“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臣北藩,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三年(前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授、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使有司道导)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注谓:不拜见也)。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二月,单于罢归”。礼仪制度是唐王朝维持“天下”秩序的根本制度,而“藩臣之礼”、“舅甥之礼”、“敌国礼”构成了其主要内容。所谓“藩臣之礼”是唐王朝根据中原王朝传统的藩属观念而制定的一套礼仪制度。这套礼仪制度从边疆民族首领或使者的接待来看,主要性质即是藩属边疆民族首领或使者(包括边疆民族政权的统治者)的不断“再拜”,反映着唐王朝和边疆民族政权的政治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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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280页。
    朝贡是确立政治隶属关系的标志之一,但并非所有的边疆政权都有朝贡的资格,在唐代有以下几个与朝贡有关的例证值得关注。
    一是平高昌。《旧唐书西戎传高昌》载:贞观十三年(高昌遣使者来朝,唐太宗对其使者说:“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国中署置官号,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堑,预备讨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又西域使欲来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谓薛延陀云:‘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谒其使。’事人阙礼,离间邻好,恶而不诛,善者何劝?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唐太宗罗列的讨伐高昌的理由包括:不朝贡、仿照唐王朝设置官职、不来朝见、阻碍其他民族使者人唐、挑拨其他民族和唐王朝的关系等,而其中“朝贡脱略”被列在首位,并与“无藩臣礼”直接联系在一起,可知对唐王朝来讲,是否前来朝贡是衡量一个民族或政权能否和唐王朝保持“藩臣”关系的基本标志,边疆民族和唐王朝建立起“藩臣”关系始于朝贡自然也是说得通的。
    二是铜鱼制度。《唐会要杂论》载:“故事,西蕃诸国通唐使处,悉置铜鱼。雄雌相合,各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在内,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者,赍第一鱼,余月推此。闰月赍本月而巳,但校其雌雄。”既然唐王朝铸造雌雄铜鱼①各只,并将朝贡之国名称铭其上,自然也会对朝贡之民族政权和唐王朝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因为前来朝贡的民族政权必须携带铜鱼前来, 两铜鱼相合才能算作朝贡,一方面唐王朝可以避免边疆民族使者冒用朝贡之名而行贸易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朝贡的边疆民族政权进行区分和管理。
    三是东谢蛮朝贡事件。《新唐书南蛮下》载:东谢蛮“建中三年,大酋长检校蛮州长史、资阳郡公宋鼎与诸谢朝贺,德宗以其国小,不许,诉于黔中观察使王础,以州接胖柯,愿随胖柯朝贺,础奏:‘胖、蛮二州,户繁力强,为邻蕃所惮,请许三年一朝。’诏从之。”此处的“朝贺”在《旧唐书》中被称为“朝贡”。
    (4)康国求臣未许。《新唐书西域下》:康国,“隋时,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始遣使来献。贞观五年,遂请臣。太宗曰:‘朕恶取虚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缓急当同其忧。师行万里,宁朕志邪?’却不受”。
    综合分析上述几个实例,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关注:其一,唐太宗对称臣的民族或政权的范围有一个清楚的界定,高昌是必须称臣纳贡的,而康国则不是。换言之,在唐王朝的“天下”中称臣纳贡、保持“藩国”地位也是有标准的。其二,朝贡是确立和维持“藩臣”关系的标志之一。其三,唐王朝针对朝贡确立了铜鱼制度,一方面说明朝贡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是第一位的,贸易方面的作用是衍生而来,另一方面也表明唐王朝统治者已经觉察出了由此出现的“贸易”问题。其四,并非所有的边疆政权或民族都有资格朝贡,东谢蛮似乎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即便是有了朝贡的资格,也不是所有的政权都能够到唐王朝都城朝贡,地方州县也接受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