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西南诸藩改革 1、天保改革:时间上比中国洋务运动早二、三十年,日本尚未开国。改革以财政为中心,兼及军政;开始向西方国家购买新式武器,至于采用西方机器设备,兴办近代军民用企业,则尚未提上日程。但诸藩财政改革较有成效,引进西方炮术也值得注意。西南诸藩天保改革以长州和萨摩为典型。 长州藩从1838年开始藩政改革,由藩主毛利敬亲提拔武士村田清风主持。1840年,村田清风提出名为《革除流弊意见》的改革方案。改革的主要内容:(一)加强专卖制度并扩大同其他各藩的商品交流,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二)破格用人,广求人才,吸收下级武士参与藩政。(三)缓和农村阶级矛盾,灾年减免农民租税。(四)整顿武士债务,下级武士欠藩库者,分37年还清本利;欠商人者则由藩库负责偿还,但藩库只付利息,不还本,37年后了结债务。(五)财政改革,“量入为出”,增收节支,减少藩债。1842年时,已偿还旧债三万贯。(六)军事改革。村田提出“富国强兵”口号,主张采用西式枪炮,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1843年3月,长州举行西洋炮术演习,藩主亲临检阅,参加兵员多达14332人,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萨摩藩的改革也以财政为中心,较为突出的是实行强制种植甘蔗和红糖专卖制度及开展对琉球和中国的走私贸易,获得巨额利润。除长州、萨摩两藩外,肥前藩的改革亦较有成效。上述诸藩改革的客观结果是:促进了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财政状况好转,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下级武士改革派地位提高、影响扩大,为后来50、60年代改革及倒幕维新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日本史学界对此评价颇高。信夫清三郎认为,长州和萨摩的藩政改革“大体获得了成功……萨、长两藩通过藩政改革,在与幕府的相互关系上,它们显著加强了作为外样大名的强藩的地位。”(12)井上清更认为,在天保改革中“走幕府‘改革’路线的都失败了,采取长州藩路线的,或多或少都获得了成功。这点就指明了日本历史今后应走的方向。”(13) 2、50-60年代的改革: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日本国门被打开。此后,日本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面临着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在此背景下,西南诸藩继续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引进西学,翻译西方书籍,开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兴办藩营近代军用工业,实行军事改革等。如肥前藩,是诸藩中首先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1850年,该藩设立枪炮制造局。1850年秋至1852年春,先后建成日本最早的4座反射炉(金属冶炼炉),开始铸造火炮,同年又设立“精炼所”,研究理工化学、枪炮制造和蒸汽锅炉等生产技术。1858年,从荷兰进口机器,制造西式枪炮。这比中国苏州洋炮局成立早6年。1863年,该藩制成蒸汽船,比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早3年。1865年后该藩已能仿制出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式后膛枪。又如萨摩藩在1857年建成集成馆,这是当时日本一个规模巨大的近代化企业,其中包括高温炼铁炉、熔矿炉、玻璃厂、陶瓷厂、农具厂,并生产煤气灯、电报机、地雷、水雷等。该藩还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在1852年制成维形的蒸汽机,1855年加以改进,正式制成蒸汽机。这比1862年中国制成第一台蒸汽机早7年。同年用之于船舶,制成日本最早的蒸汽船;并进行了试航,这比中国在1863年制成第一艘轮船早8年。1856年,萨摩藩开始学习英国海军,建设近代水师。 进入60年代,西南诸藩继续改革,兴办近代军民用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实施军事改革,选派留学生出国等。萨摩藩于1865年进口英国机器,成立机械厂,制造枪炮、修理船舶并生产机器。这与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同年。1866年又建成制糖厂,1867年又进口英国机器设备建成日本第一个近代纺织厂,也是当时日本规模最大的一个官办民用企业。这比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早13年。该厂聘请英国技术员6人,雇佣工人约200人,拥有纱绽3648个,织布机100台。从1862年起,日本幕府和各藩先后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各国学习。如1863年,萨摩藩向英国派遣了森有礼等16名留学生。这比1872年中国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早9年。1865年该藩又派五代友厚等留学英国。这些留学生回国后一般都得到藩主的重用。如五代友厚回国后参与了萨摩的财政改革,并积极促进对外贸易及兴办近代企业,成为倒幕派中的活跃分子。军事改革则以长州藩较为突出。长州藩在1863年由下级武士改革派高杉晋作组建新式军队“奇兵队”,由贫穷的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组成,打破武士独占军人身份的特权,并采用西方新式武器和练兵方法;战斗力比旧式藩兵强。1865年,长州藩由下级武士改革派大村益次郎主持进一步实施军制改革,解散旧军队,组建新军。所有藩士,不论地位多高,都不能再自己管带亲兵。新军使用西式枪炮,由大村益次郎指挥。高杉晋作和大村益次郎所实行的这种军制改革为中国洋务运动中所未见。 西南诸藩50-60年代的改革效果显著: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兴办了日本第一批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增强了诸藩作为外样大名对抗中央幕府的实力;改革了军制,建立了下级武士改革派领导的以西式枪炮武装起来的新式军队。其结果进一步增强了西南诸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之逐渐成为武装倒幕的基地。遭受幕府或大名迫害的改革派志士、公卿常能逃往避难。1863年“8·18”政变后,从京都被清洗的改革派志士就大都聚集到长州。 综上所述,从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西南诸藩改革对中日两国历史发展的积极影响来看,前者不及后者。日本西南诸藩改革使日本开始走向世界,使西南诸藩逐步发展成为倒幕基地,可以说是日本倒幕维新的必要准备。西南诸藩改革是沿着倒幕维新这一方向发展的,其意义重大。所以,井上清才认为它“指明了日本历史今后应走的方向”。是否可以认为,19世纪30-60年代的西南诸藩改革在客观上成为日本走向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前奏曲。诸藩改革与倒幕维新两者关系密切。而中国洋务运动却失败了,没有找到实现独立的近代化的现实道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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