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趋向与相关学术进展
    随着学术观念的更新和学术视野的拓展，近五年来，国内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和趋向，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其具体表现，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宏观研究方面，学术创新意识、人文关怀意识和历史反思意识日益增强，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
    作为一场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伟大运动，五四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和历史传统究竟是什么？应当如何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五四？如何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对于这些历久弥新的宏观问题，学者们本着深厚的人文意识、创新意识和历史反思意识，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重新思考和探讨，以多样化的学术探索深化了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五四精神、五四传统的内涵和实质。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学术取向和现实关怀，提出了各具启示意义的诸多新见：或强调创造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许全兴：《弘扬五四创造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9（4）），或指出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是五四精神的主潮（王东：《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问题辨析》，《哲学动态》1999（4）），或认为“思想自由”是五四的最大遗产（王中江：《“新旧之辨”的推演与文化选择形态》，《中国社会科学》1999（4）），或认为五四精神包括主观精神、人文精神、启蒙精神三个方面（叶振忠：《“五四”精神与文学革命》，《中国文化研究》1999（夏）），或认为振兴中华民族是五四运动最根本的动因和目的（郭德宏：《五四精神与民族振兴》，《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2）），或断定五四运动具有恒久意义的基本价值乃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蔡仲德：《论“五四”价值及其恒久意义》，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
    2.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者亦从社会现代化、政治发展、思想解放、文化转型等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考察。张静如的《“五四”与中国社会现化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2）），在现代化的视野下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方位，认为五四时期是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期；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政党、现代化意识、现代化人才、爱国主义传统、民主与科学口号以及历史过程转折中介点等宏观方面考察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可以说明：在中国，20世纪一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萧超然、宋月红的《“五四”新文化与现代中国》（《东方》1999（4）），在政治发展的层面上考察五四运动的历史实绩，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融入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资料、认识根据，并参与了对相应政治主体的塑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近现代变革。石仲泉的《五四运动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党的文献》1999（3）），从思想解放的角度立言，认为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文化转型角度探讨五四历史方位的论文中，杨义的《“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人文建设》（《文学评论》1999（3））指出，五四运动是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它所启动的时代主题及其思维指向，均与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态息息相关。周建超的《“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江苏社会科学》2001（6））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雷颐的《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4））则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推动近代中国从伦理宗法型社会走向契约型社会的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3.关于五四运动历史缺失的反省。这一研究亦在多个维度上向纵深发展。郭齐勇在《“五四”的反省与超越--以现代性与传统为中心的思考》（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一文，剖析了五四主流思潮两大不容忽视和回避的缺失：一是以单线进化和新旧二分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对本土文化精神资源一味拒斥，未做冷静、细致的分疏、转化；二是对科学加以形而上学化、主义化的膜拜，对传统人文价值加以简单排斥，造成了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人文精神的萎缩。高力克的《五四启蒙的困境：在历史与价值之间》（《浙江学刊》1999（2））一文，从现代化历史语境中启蒙内在的价值冲突，剖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固有思想矛盾以及启蒙嬗变的思想动因，认为启蒙思潮中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歧义，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成为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
    综观近五年来学术界对于五四运动的总体论析与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到：研究者对于相关问题的阐述，无不依托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范式，无不体现了将历史研究与人文研究、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相互贯通的诉求。这是新世纪五四研究的重要特点，也是有利于五四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的一种学术格局。
    （二）专题研究日趋深化、细化，在既有的热点问题上不断取得突破，在以往研究中的若干薄弱点上取得众多开拓性成果
    近年来五四运动史领域中专题研究的趋势，首先体现在既有的热点问题得到了新的开掘和阐释，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众多新的重要突破，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这些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的传统论域，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有关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研究，在既有的基础上获得了深化和发展。黄华文的《对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审视》（《江汉论坛》）2001（9））一文，从宏观上探讨了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双重性，认为这一运动既突破和超越了清末以来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着力凸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权政治”的民主内涵，同时又由于受制于具体国情和民主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认识水平而明显地存在着民主理论建构不足的缺憾。冯天瑜的《〈新青年〉民主特色刍议》（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以《新青年》为例，说明五四运动的民主诉求是外烁的、激进的、批判的、观念突进的和精英式的，此一特征对其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其优长与缺陷至今仍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朱志敏的《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五四前后在“民主”的译语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多样化的现象，这反映了时人对民主含义理解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