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时期的科学文化和科学思潮，研究者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新的审视和探讨：有学者着力发掘五四运动在传播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实绩，认为五四时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真正开端（岳明君：《从“赛先生”到“科教兴国”》，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有学者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客观分析五四科学思潮的内在特征，认为这一思潮主要由人文思想家与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思想汇合而成，双方互相渗透，构成了思潮的双重向度和丰富内涵（邱若宏：《五四科学思潮的勃兴及其双重向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2（5））。还有的学者则对五四科学主义的内在缺失进行历史反省，认为五四时期科学对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僭越，使科学意识形态化，最后导致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中，意识形态主义取代了科学主义，建立了霸权，从而使科学精神失落（杨春时：《科学主义的僭越与科学精神的失落》（《厦门大学学报》）2001（3））。
    2.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成为五四研究领域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关于这一论题的探讨，学术态度日趋冷静，持论日趋平实，多维度辩证思考与分析成为新的研究趋势。
    欧阳哲生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01（2））、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历史研究》1999（3）），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探讨。前者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在厘清儒家、儒学、儒教（孔教）三个概念的基础上，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诸层面逐一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重建和强化儒学意识形态--孔教，体现了重估一切价值、追求思想自由的现代性，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它对儒家伦理的排拒，既有其否定传统等级伦理观念的合理性，又蕴含着忽视传统文化中超时代、超阶级性内容的缺失；五四新文化人对儒学的学术评估，体现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历史主义态度，但另一方面，与现代新儒家相比，他们对孔子和儒学缺乏有足够分量的学术研究，这显然是又一令人遗憾的缺陷。后者认为，许多学者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一次反儒学运动，这是对历史的误解。事实上，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而是礼教；他们所要打倒的亦非儒学，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评判的态度”，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其代表人物并未将儒学当做一种死去的东西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孙玉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思潮之平议--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1999（秋））、张艳国的《评孔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江汉论坛》2002（1）），对于五四时期的评孔反孔思潮进行了重新解读。前者以《新青年》为个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提出了三个思考的角度：（1）《新青年》的反对“孔教”和反对孔子之道，是在怎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2）在《新青年》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的言论中，是否舆论一律；（3）怎样全面理解“打倒孔家店”。后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评孔思潮，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相区别，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以三条相互联系的线索展开：一是紧扣着民国初年新旧嬗变的社会主题，在社会政治领域（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域）展开新旧斗争，力图阻止社会政治状态的逆转趋势；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改造，探讨中国文化的演进形态和发展道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进行新旧斗争；三是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和途径探寻中国文化的改造之途，确立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形态与路向。三条线索在空间上平行发展，在思想逻辑上则层层递进，由此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激流。
    3.关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战。五四时期的若干思想论战，本是多年来聚讼纷纭、成果迭出的一个论题。近年来，学者们不断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新成果。丁伟志的《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对于“五四”过后发生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99（4）），是此方面的突出代表。文章对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进行重新阐释，指出梁启超、张东荪所提出的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而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但他们消极企盼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却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未能取得任何实效；至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认定在当时的中国就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则是不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无法实行的主张，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逐步校正了早年的误识，找到了新民主主义这条切合中国国情的救国之路。
    关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以往的研究成果亦较为丰富。刘黎红的《超越对立：五四时期“新旧调和论”社会反应的整体透视》（《江汉论坛》2003（2））一文，对论战中出现的“新旧调和论”进行重新阐释和探讨，发现有关“新旧调和”的辩论中存在着对调和的必然性、合理性，对自然调和与人为调和认识的复杂纠结，并非简单地“否定”了之；双方在思想态度上有一个主流闪光点，即希望在处理新旧问题时，采取批判的、理性的态度，而非感性的、排斥一切的态度；而且，许多人对“新”与“旧”含义的理解并不一致，不是依据同一个概念进行辩论，从而加剧了矛盾的冲突。耿云志的《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4（1）），通过重新解读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书的文化思想，认为梁氏强调“尽性主义”和思想解放、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和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意见，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大体上一致的；过去将《欧游心影录》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宣示，把梁氏认作五四后保守主义营垒的代表人物之一，乃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