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分散灵活的生产方式与战争连为一体——马匹或者骆驼提升了游牧帝国军队的机动性。劫掠与征服使游牧民对定居的农业帝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比如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劫掠作为一种文化的融合机制(integral mechanism)，借助外部的冲突减少血缘社会内部的冲突”。⑧当游牧帝国迅速向周边地区推进，飙起劫掠风暴时，他们依然将占领地区视为一种战利品，而不会“让帝国的统治完成从剥削性的方式向投资性的或者说传播文明的方式过渡”。⑨一个以在空间移动中维系生存的民族，其本性并不适应建立一个空间固定的帝国约束自己的行动自由，游牧帝国在空间移动的本性及其劫掠的生存策略使之具有剥削偏好，他们可以在瞬间破坏一个世界，但是却不愿意重建一个新的世界。
    游牧部落的首领可以依靠暴力征服广阔的领土，但是很难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比如作为权力象征的首都。走向定居意味着对游牧生产方式的否定，但仅靠游牧生产的财富不足以建立帝国。“一位游牧首领或许会凭借军事才能统一草原，但要保持草原帝国的完成，所需要的资源只有中原能够提供。匈奴的内战表明，当游牧民族被迫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生存时，他们的大规模政治结构就会瓦解”。⑩
    游牧帝国中生产分散、移动的要求与帝国在空间固定的逻辑的矛盾最终使游牧帝国面临生死抉择：要么向定居帝国转换，但这要以牺牲游牧生产分散、自主抉择的灵活性为代价；要么帝国在完成劫掠后土崩瓦解，消失于无形。
    游牧帝国和农业帝国在冷兵器时代对峙了两千多年，最终都被囊括于殖民帝国体系之下。殖民帝国可以远溯至腓尼基或者雅典，它们在地中海地区建立起了贸易体系，是近代帝国的先驱。而真正的殖民帝国时代则源于西方近代的殖民运动，商业殖民帝国时代，只是在沿海建立了一系列的商站网络，19世纪中期以后，凭借蒸汽机、铁路、机枪、奎宁等现代工业力量，全球性殖民帝国出现了。
    殖民帝国既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时又控制着广大的殖民地，“英国的领土被认为是民族国家，而它却是庞大的殖民帝国的核心区域；现代美国的领土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关岛却被按照帝国的原则进行统治”。(11)民族国家基于平等的公民权而建立起来，但殖民帝国的海外统治者们要面对着“落后民族”和“低等种类”。(12)殖民帝国的不断扩张和强大意味着对民族性存在的主权国家的否定。
    殖民帝国还面临着内在的悖论：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冲突。对于殖民帝国的起源有很多理论模式，但对利润的追求是主要的驱动力量。殖民帝国也是军事—金融复合体，持剑经商的理念一度流行。格劳修斯就认为，“私人贸易公司像传统欧洲主权国家一样有权发起战争”。(13)殖民地为宗主国提供了一种避免利润率下降的选择，就像大卫·哈维所说的“时空修复”的功能，“时空修复不过是一种隐喻，以此来形容通过空间的扩张和时间的延缓来解决资本主义的重重危机”。(14)通过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将过剩资本投入到交通通讯、教育、科研等自然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中能够部分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的利润下降或者过度积累的危机。
    殖民地并不能永久性解决利润率下降的问题，随着商业殖民主义向工业殖民主义的转变，对殖民地的介入和控制更加深入，涸泽而渔式的掠夺和开发，导致殖民地社会失序、经济崩溃，为了继续在殖民地维持统治，宗主国不得不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殖民帝国向殖民地派驻军队、警察，对殖民地进行直接领土控制。军事征服与资本扩张齐头并进，“无独有偶，军事活动高度制度化之际，正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巅峰到来的时间。在殖民地的重要城市中，高效专业的机构为训练职业军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而使殖民者耗费相对少的资源而达到利益最大化”。(15)领土的逻辑要求宗主国将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于殖民地，但改造殖民地社会结构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领土控制的逻辑与资本逐利的逻辑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殖民帝国的崩溃也就难以避免了。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除了殖民地的反抗之外，殖民帝国内部危机也是重要的原因，更注重资本逻辑的大英帝国采取了主动撤出的策略，而偏重领土控制的法国则在越南、阿尔及利亚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殖民帝国最终被主权国家体系所取代，但帝国的逻辑却并未消失，主权国家承担了领土控制的责任，而资本的全球流动已经自由化，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宣称：“如今帝国的存在是既有事实，就如同在英国统治并塑造着现代世界的300年间一样。”(16)帝国，并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