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使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以及人员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各国文化的相互影响和适应大大加强。一国内部日益增多的他国文化因素，传统与现代，本土和外域文化因素的混杂，使区域和民族文化的纯净性受到空前的挑战。人类文化这种现象受到社会学家和跨文化研究学者的日益关注。描述和分析这种现象的两个概念“hybridity”和“hybridization”变得重要起来。
    文化混杂（cultural hybridity）的概念是对旧文化概念的修正。旧文化概念把文化视为一个藉以界定整合社会实践的规范准则，这些准则使该社会能维持连续的社会认同，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社会的相区别。这些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和被遵守的范围也同该社会的疆域重合。新的关于一个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多种异文化因素的杂陈的观念是对旧文化概念关于民族文化具有整体性观念的挑战。大多数文化是由本外文化因素混杂而产生的文化变体的观念也是对存在所谓“国粹”或纯净的文化传统的观念的解构。
    文化变异（Hybridity）可以是多种文化认同而出现的后果，也可以是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状态。文化异变可以有三种表现形式：（1）外来文化的融入使社会认同出现差异。（2）异质文化因素或文化差异在本土文化中被中立化或本土化。在前现代社会中，这种文化差异更多地是被消融于本土文化的统一模式中，在现代，则更多采用并列、剪贴和拼凑的形式来对待这些文化差异。（3）它也用来描述再现旅居或侨居生活的文化经历的一种视角，这种多重认同和复杂的早期生活经历产生了一种批判的文化意识。
    文化杂陈似乎是现存所有文化的状况，由于这些文化始终处在不断的双向文化交流中，既吸收其他文化因素，又输出自己的文化形式，因此没有纯粹的民族文化。当代转变中的异变文化包含多种当代性：传统的因素、现代的因素和后现代的因素。[1]（P15）文化的这种双向选择和融合现象也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大部分历史中。可以说，关于中国文化完全是由本土发展起来的观念也是被构建起来的。本文不准备探讨这一观念被构建的过程，而将从中外文化相互影响这个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杂交性以及中国思想家对这一现象的认知。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文化差异和文化交流可能性的探索
    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多种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因素的观点在中国思想中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末年，周王权的衰落，地方封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多样性的生活风俗、音乐和艺术风格已呈现在中国大陆。《尚书·禹贡》等已把当时的中国大陆分为九州岛，并对九州岛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描述。《诗经》中的《国风》是按周南、卫、王、郑、齐、魏等15个诸侯国和地区来分别汇编民歌的。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中，对楚、曾、齐、晋等国和地区的律名的异同进行比较，并梳理出其对应关系。《礼记·王制》已注意到中原及四方诸族文化的差异，主张尊重风俗，但在政制和教化上推行中国化。这样的文化背景是中国古典哲学家们提出多样性调合以及“和而不同”观点的社会现实。
    “和而不同”的观念表明中国古典思想鼓励文化多元并存。它十分接近英文“hybridity”和“hybridization”的含义。在中国思想中，“和而不同”的原意是指不同的事物、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调和在一起构成社会生活和事物存在的常态，以及新事物成长的途径。早在西周末年，当政治家和思想家思考如何面对多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风俗时，对保持多样性和追求单一性的利弊就有了讨论，这就是西周末年的所谓“和同之辨”。当时周太史史伯对“和”（接近hybridization）的哲学含义进行了辨析：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风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钢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国语·郑语》）
    这段短文中的关键词“和”字，原意是指两根苇竹管制成的笙管乐器，甲骨文中写为，篆文写为，《说文解字注》解释其定义：“龠，乐之竹管，三孔，和众声也”。（《尔雅·释名》，《说文》）由两根或三根竹管协奏出和谐的乐曲，引申出名词“和声”，形容词“和谐”和动词“调和”。
    “和”后来被用来讨论文化融合同它与“乐”字有关。“乐”、“礼”是中国古代文化话语的两大范畴之一，乐被认为能表达和陶冶政治风格和思想情操，对人心有感化作用，是达到社会中不同人群思想感情协调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经典常说，先王“制礼作乐”，礼、乐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乐者，通伦理者也”，（《礼记·乐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说文解字》中有“礼乐天地之化也”，礼乐是天地间用以教化民众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