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文化的兼收并蓄与大一统化
    中外文化交融贯穿于中国整个发展历史，中原文化逐渐扩张，同时又与周边地区风俗奇异的人群和文化交流、同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统治者、人民和思想家对不同的观念价值和规范进行选择的结果，中国文化话语的基本命题、思辨的逻辑和词汇是历史形成的。
    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陆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形势，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红山文化是其中较突出的。后来的《诗经·国风》区分了15个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诗歌音乐风格。《汉书·地理志》把各地区的、民风民俗的差别归于地理环境和统治者的引导。“泛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九州岛人情风俗差异，“潇湘（人民）……清慧而文”，[2]“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剑”，（《汉书·地理志》）“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亡靡”。（旧《浙江通志》）
    春秋时代的所谓七大文化圈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政治和经济诸方面的确存在差异。[3]其时的哲学思想流派也与不同的地理区域相联系，儒、墨以鲁为中心，道家源于楚、陈、宋，法家源于三晋，纵横家出于周、卫。周秦之际，区域文化始融合汇聚于中原，形成中国文化主流。这种文化的“组合”到秦始皇时期方“大一统化”。[4]（P5-6）
    春秋战国时期的“和而不同”思想被战国后期的“求同”愿望所替代。《吕氏春秋·不二》篇即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秦始皇除异求同，追求“行同伦”、“书同文”、“度同制”、“地同域”，建立起大一统文化，也终结了中国古典文化哲学多元繁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至秦出现的文化整合是借助于政治霸权来实现的，它是由秦朝推行规范化和选择的结果。
    文化整合到汉代进入新阶段，汉武帝时，董仲舒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鼓吹一统宗教哲学伦理思想，“今师异道，人异伦，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前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秦皇汉武横扫六合、文化一统的举措显示中国专制皇权是用抬高一种价值文化体系和压制另一些的形式来调和社会内部不同的异质文化。由此，不同的宗教信仰、伦理和生活方式“不像在现代社会中那样看起来似乎是分开的，而是彼此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5]（P270）
    尽管秦皇汉武这样的统治者试图一统中华，中国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仍从另一方面促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会通之学”的特色。中国文化的兼收并蓄十分明显，道教吸取方仙道、黄老道以及经学、墨家的观点方法，表现出“杂家”的面貌。“会同”精神在佛教中称为“判教”，“其总的趋势是佛教各宗派与禅宗的融合”，[6]（P101）即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合流并蓄。
    不仅宋明儒学融合佛道思想，佛教也用儒家伦理观念来解释佛教内涵。中国僧人把佛教的“五戒”说成儒家的“五常”，佛教也用老庄思想对自家的教义比附和“格义”。佛、道自称可以“辅助王化”，而儒家吸收佛道，提倡三教归儒。三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并存，在宋以后被形象地表述为“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
    唐代佛学思想家宗密（780-841年）的宗教融合论特别值得注意，他所提倡的融合不是以排斥和否定异己为目的，而是相互承认存在的合理性。宗密所生活的盛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内外竞争激烈，佛教内有诸宗，禅宗又分为各派，佛教后面还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异的印度宇宙论和文化哲学。宗密试图以佛教的基本佛理来融合并存竞争的诸种不同的宗教文化派系。他认为各种不同的宗教流派和文化理论在思想上的会通，只要找到一个基点和一种方法，就是可能的。在共同的基础上可以存同避异，和而不同。宗密会通三教的基础是“真心”的概念。他从万法归于真心，三教流出圣人之心来“判教”，解构各教修生养性、追求人生真谛的方法和途径，寻找融合贯通之路数。
    裴休评价宗密的融合论说他“以如来三种教义，应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金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世尊为禅教之主，吾师为会教之人，本末相扶，远近相照，可谓毕一代时教之能事矣。”[7]（P335）
    宗密的融合论对中国后来思想文化和宗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首先成为唐宋以后佛教发展的策略，当佛教内部出现新的教派并处于衰退之际，融合会通是一种常采用的方法。在净土宗成为和禅宗竞争的一大佛教教派时，禅宗思想家从修行活动的目的入手，提出“参禅”和“念佛”都是为了寻求生死之道、获得“真心”的说法，以求同存异，二宗归一。（注：《天如和尚语录》卷二，《续藏经》第一辑，第2篇，第27套，第5册，第415页，引自董群著：《融合的佛教》，第308页。）宗密以后，经契嵩（1007-1072年）大力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佛教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理念。后来的高僧都要对三教合一进行论述。大慧宗臬（1089-1163年）声称“三教圣人立教虽异，而其道同归一致”。（注：《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2，《大正藏》第47卷，第906页。引自董群著：《融合的佛教》，第345页。）永觉和尚提出“儒释虽分途……其教似分而实合也”，“儒释同源，似太虚而岂分疆界”。（注：《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12，《续藏经》第1辑，第2篇，第30套，第3册，第268页。引自董群著：《融合的佛教》，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