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tte Wang在谈到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和而不同”的杂交过程中的“deculturalization”和“acculturalization”现象时认为：前一过程把产品所包含的种族的、历史的或宗教的这些阻碍其他文化群体理解该产品的文化特征消融于该群体所熟悉的叙述模式中，由此减弱文化差异，并保证不同文化群体的观众能够理解，这就是被他称之为acculturalized的文化产品，如好莱坞全球畅销的电影片和电视片。[12]（P5）
    禅宗的发展是佛教进一步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逐步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隋唐期间，印度佛教被中国文化吸纳，出现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由南朝宋末的菩提达摩创立，经六祖慧能发展成形的禅宗保留了一些源于印度佛教的仪规诫律，又把庄子的“任自然”和儒家的“忠孝”观念混揉在自己的学说中。禅宗之前的各个佛教学派把坐禅、渐悟当成修行成佛的重要方法和途径。禅宗则主张人先天具有的本性及佛性，反对坐禅，认为可以通过顿悟成佛，依靠自己内心的自觉，做到“无念”，就可以禅定。它破除对佛经的迷信，使修行和提高道德意识同中国传统哲学所主张的方式接近，为经院佛学的终结和佛学的民间化和大众化开辟了道路。经禅宗的改造，佛教大大地中国化了。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肯定儒教孝亲的思想，也接受忠君的思想，并使之制度化和仪规化。宋真宗时，扬亿向朝廷呈进《百丈清规》，经批准成为官方规则，得到全国丛林寺庙的遵守。元朝元统三年（1335年），朝廷命江西百丈主持德辉禅师重校《清规》，后以《敕修百丈清规》颁行全国寺庙，沿用至今。分为九章的《清规》，首章即是关于国忌、祝圣祈祷的内容，规定凡皇帝生日、帝王后妃忌日，佛教和道教都要在供奉有历代诸皇帝画像的寺院设斋行香，做法会，诵经行仪，祈福或超度。一旦有皇帝诏书，僧尼道士均须排队听诏，甚至还有专为祝祷国运昌盛而设的“仁王护国法会”。明代梵琦更明确提出“皇法高于佛法，国恩深于佛恩”的说法。[13]（P213）
    在中国的农耕社会条件下，印度佛教的戒杀生、不准垦殖的戒律，也被农禅制度所代替。从唐朝开始，政府便颁田给僧尼耕种，以使其自食其力。怀海创立《百丈清规》，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至此，中国化的佛教找到了其适应中国文化的制度形式。
    在中国宗族制和孝道思想的影响下，原始印度佛教的那种“依法不依人”变成了中国佛教的“依人不依法”，师徒关系如同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形成门派世系，犹如世俗社会的族系宗谱，并由此建立“衣钵”传授制度。[13]（P211-212）
    这种情况颇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营销全球的产品中所出现的异质文化的杂交。C.C.Liu用“非本地化”和“本土化”两个概念来描述全球化生产及其产品销售中所发生的双向文化现象。“非本地化”是指为使产品尽可能为更广大地域和更多的人群所接受，而在产品的形式和内容上尽可能减少本地文化特征；“本土化”指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产品中加入适应地域特点的文化形式和内容。[14]
    印度佛教立场挪移，靠近并纳入中国核心伦理价值观，建立起中国式的寺院农禅制度，而且像儒家那样，一度成为官方化的宗教意识形态。但佛教的核心故事及其象征意义，原始大义，寺庙菩萨雕塑，色彩和服饰，佛经话语词汇仍保留了下来。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异质的艺术形式，象征符号，宗教观念同中国传统价值观，审美情趣和制度的相混合，改变了中国文明的面貌。唐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这种融合不是中国文化吸收异国文化要素，并将其纳入自身某一个体系的引进，而是异国宗教在中国占有了一席之地。经几个世纪的冲撞和吸收，佛教的哲理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伦理哲学思维，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贡献甚巨。禅宗的“识心见佛”，“见性成佛”的观念上接先秦“心性之说”，下可开启宋明理学的“心性学说”。
    唐宋以后，中国哲学中的许多新的范畴是由印度佛学引入，或在佛学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佛教的意境影响了中国画风，东晋画家顾恺之和唐代画家吴道子等人的画就是例证。印度的宇宙论、医药知识和方术也融入中国知识思想中。中国传统的方术吸收了婆罗门与佛教的按摩和坐禅。
    汉末到盛唐之间是中国对外来文化艺术兼收并蓄的重要时期。中国和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南亚的阿富汗和印度等地通商，文化上受到这些游牧民族的影响很深。现今留存下来的许多当时的青铜器、玉器、石雕和丝绸等都可看到外来艺术风格的痕迹。2004年10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唐代骆驼和人的雕像，雕刻是中国式的，而人的外貌则是鲜卑人。展出的一块金饰板有中国传统象征的龙凤吊坠，但制作风格却与1世纪的阿富汗艺术品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