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史史伯的议论表现了中国文化形成期那种朴素的“有容乃大”的思想。后来的晏婴则从正反意见相反相成来说明应该允许不同思想观点存在和有表达的机会。《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关于“和”的议论：
    齐侯至自田，燕子待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何？公曰：合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k1p803.jpg之以薪，宰夫和至，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齐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说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和与同的意义在孔子那里也有论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有文化修养的人应该注意同人和谐相处，但应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孔子、史伯和晏婴都看到差异性，并主张多样性的统一。
    儒家哲学认识到社会生活、文化形式、物质的多样性，单一的事物和原料不能构成丰富美好的事物或文化形式，因而主张“以和对多”，“和众声”，（《说文解字注》）并在调和中达到平和均衡。“夫和实能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强使意见同一会造成文化生活的贫乏和事物的单调。“同，重复也”，（《说文解字注》）“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国语·郑语》）同不仅是重复，“同则不继”，不能延续生长。
    儒家思想家后来把和谐看成是自然社会存在的一个根本特征，认为事物之间虽然存在相反相争，但和谐是主要的，它同“非寡”、“尚多”和“非乱”的思想相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在调和多样性中能达到“非乱”、和谐。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一起，可以“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说文解字注》诠释说：“和，相应也。”
    多样性的和谐并存还被认为是自然和社会的常态。老子认为“和”是事物存在的常态，“万物负阴而包阳，充气以为和”。（《老子》42章）“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55章）《淮南子·天文训》有“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管子·内业》也写道：“和乃生，不和不生。”宋明理学把“和”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认为“和”不仅是新事物赖以萌芽出现的方式，也是宇宙物质的原初状态。张载议论说：“由气化，有道之名”，“太和所谓道”。（《正蒙·太和》）王夫之诠释说，“太和，和之至也。……阴阳异撰，而其纲蕴于太虚之中，……未有形气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张子正蒙注》）
    “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为中国文化吸收异己的宗教如佛教和纳入不同种族的人群，提供了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后来被文化大一统思想所取代。金耀基认为“中国社会强调社会整合，而不是目的之追求”，唐君毅先生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重“融合贯通于一统”，但他认为这“不利于差异化之发展”。
    “体”、“用”范畴所代表的文化融合模式。自秦始皇“除异求同”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文化整合到了一个新阶段，产生了官方支持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在如何处理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时，“体”和“用”范畴规范着中国哲学家的思维。
    “体”、“用”成为中国古代哲学话语的重要概念可追溯至先秦，孔子曾谈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荀子议论说：“君子有常体”，（《荀子·天论》）指君子有做人的基本原则。魏晋玄学把“体用”与“有无”范畴相联系。唐代佛教文献谈到“体用”颇多，“体”指精神实体。
    宋初胡瑗的弟子刘彝阐释胡瑗“明体达用之学”：“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这里把行为规范和伦理原则视为体，沿本荀子之义。胡瑗的另一弟子陈颐把理视为体，以象为用，“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这里象指天象、象征或现象。朱熹承继了陈颐的思想，阐述说：“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朱子语类》卷五）“体”在这里已被用于指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
    继汉唐以来以中国文化为体的兼收并蓄的文化融合后，清末出现了又一轮大规模中外文化交流的局面。清末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融合模式，他把中国的伦理道德哲学原则，以及体现了中华民族道德理想的学术传统视为“体”，法制、器械和工艺看作是“用”，认为前者作为体是不能变易的，而后者则可仿效西方。后来又提出“国粹”的概念，指中华文明的精髓--那些在起源上具有民族独特性的，并对整个社会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后，面临新一轮的中西文化交流，“体用框架”仍然作为讨论文化交流的重要范畴。李泽厚发展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模式，提出“西体中用”的框架，“西体”即现代西方的经济和科技，以及“民主”制度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中国所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