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变
    19世纪中叶，西方现代文明越过东西分界线来到东方，它以坚船利炮的工具主义理性挑战东方传统文化征服自然的有效性和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解体，并迈进了一个在借鉴西方文明的情况下重建新文化的过程。
    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移植西方文化，怎样保持中国传统。沉浸在中国文化至上论中的晚清士大夫们把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伦理规范看作是国粹和古老的中国对付西方现代性的精神武器，强力反对在精神文明和社会制度上仿效西方。
    现代性首先是资本主义西方的文化形式，它建立在一套标示着西方优越性的知识论的基础之上。现代性又具有普世性，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创造性地移植西方现代文化，包括那些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精神文化和制度。这个过程是一个对本国传统进行发展，并对引进的文化因素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它也是引进的西方文化中国化和中国文化西方化的双向交融的过程。
    到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思想的交融已非常明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炳麟和王国维等人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西方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引进，带来许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理论和词汇。不仅现代化论者，甚至连传统主义者和保守派都开始使用西方概念和观点来审视中国的过去。传入的西方概念术语被中国化了，而中国语言中的旧词汇的传统含义被改造，并被添附上新的含义，“文化”一词的新义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新术语也被创造出来了，例如“干部”一词。词汇的这种变化是中西话语杂交融合的结果。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公式是那个时代关于中西文化如何杂交的很有名的理论。张之洞把一个民族文化成长发展过程中那些相对稳定的部分和那些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部分用“体”和“用”的范畴加以区分。
    中西思想双向交流也表现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糅合了马列主义理论概念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表现。他关于实践和知识的理论以及他对事物的矛盾性的阐述，既有列宁的“反映论”，也可以看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观点。朱熹以来新儒学关于人性所具有的二重性，天理和人欲的紧张冲突感的那样一种思维模式的影响可以在“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中外思想的融合从形式上来说当然并不是坏事，思想的发展正是融合了不同文化中的学说与理论而得以实现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引起了新一轮的中外文化交融。对外国文化的引进和本国文化的反思目的在于寻找新的理性方案，藉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改革开放前提出的中外文化融合方案是中国的优秀传统（与劳动阶层相联系的）和西方优秀传统（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起，新的方案主张三种文化要素的综合，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加上第三种要素，即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以及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形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三个方面。
    当代中国文化的变异型和杂陈性十分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历史浓缩了欧洲文化思想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历程。中国从原教旨主义的唯革命论狂热中清醒过来，再次确认追求现实幸福生活的愿望，实践而不是教条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起飞，并向大众消费社会转变。当中国还在探索经济和文化的现代性时，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已在谈论后现代性，而在广大的内陆，贫穷和落后的农耕生活方式仍在持续。在一些中国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异质文化因素奇妙的糅合：中国古典传奇、传统苏式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话语以及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才有的经济和政治故事。
    维持经济增长的愿望使中国在更广泛的领域移植西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形式。当代大陆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的文化制度、行为规范是建立在模仿或移植在相同社会环境下发达国家所采用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之上的。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正按照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原则来修改各项法规，许多旧条例被废除了。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原则和法制，例如WTO规则、法制社会、契约精神、公民权利、政府责任、公平竞争、新闻监督、社会保障等等正日益得到认同。关于司法、教育、贸易法规等应和世界接轨等等的说法表明中国内地正转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接纳外国文化的过程。然而，在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上仍保持着中国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