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在“文革”和前文革时期，都是一门“显学”，都曾充当过传播极左政治思潮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因而，进入新时期以来，历史学界所面临的思想解放的任务显得格外艰难和繁重。在整个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大潮拍击下，历史学也进行了自我反省，在某些研究课题上有了突破性进展。但从整体上看，和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相比，这些反省和进展仅具有起步的性质。在认真地学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后，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当前的历史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历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应向纵深发展
    从指导思想上看，历史学十年来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从很早的时候起，历史学就被现代迷信禁锢着，就象整个中国被现代迷信所笼罩一样。凡领袖说过的，句句是真理，字字是精髓，只能供注疏，不得有异辞。领袖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及其起义才是真正动力。于是，几十年来的几千篇文章和专著，成百上千位学者的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在对这段话的论证、阐发、验明上，谁如果不合圣意，史界共讨之，学林共伐之，农民战争史研究成为标准的现代经学。1979年初，当有人发出“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的真正动力吗？”的质疑时，摆脱现代迷信的斗争真正开始了。现在，在历史学界的讨论中，很少有人再搬弄“最高指示”了，即使偶而有人搬弄，再也无人理会了。历史学家再也不象过去那样唯语录是从了，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发表独立的见解。
    （二）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样，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一变而为在研究历史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这种阶级斗争，第一必须是劳动者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第二必须是你死我活的流血搏斗。整个人类文明史就这样被一刀劈成两半，所有的社会成员就这样被硬性押入两个非此即彼的营垒中，五彩缤纷的历史中再也没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有的只是“红色”和“白色”，再也没有中介和过渡、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有的只是一目了然的阶级阵线。这绝不是真实的人类历史，和“三皇五帝”、千古一系的古史系统一样，是为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而编造的。粉碎“四人帮”以来，史学家们从各个方面清算了这种指导思想。运用阶级观点考察人类文明史，已为绝大多数人所承认，但以阶级斗争为纲则被大多数人所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副沉重枷锁的解除，使近年来的历史学得以轻装前进。
    （三）初步打破了一些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十年来被人们初步打破的史学观念主要有：革命与改良水火不相容、改良绝对坏论；清官比贪官还坏论；农民领袖做皇帝是蜕化变质论；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是农民起义失败论；封建统治阶级始终不能自行调整政策论；只有“反攻倒算”没有“让步政策”论：镇压农民起义的民族英雄是罪魁论；等等。其中影响最大、攸关全局的是史学界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三个带有很大片面性的传统史学观念的初步纠正。上述史学观念早已成为整个史学界的“思维定势”，在我们的史学队伍中已成为“潜意识”，长期以来，人们就是在这些观念的制约下从事历史研究的。这些观念被初步打破和提出来讨论本身，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学十年来思想解放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是，这些成就本身又带有很大的局限：首先就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社会意义大于学术意义一样，史学界以往的努力，其政治性质超过理论意义。我们上面所举的第（一）项，是直接从属于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兴起的反封建的社会思潮的，是真理问题的讨论在史学界的深沉回音，带有突出而强烈的政治色彩。至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更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重大战略调整在史学界的反映。这些情况表明，史学界在进行反思时，着眼点仍然放在政治上而主要不在史学本身。这不能不影响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和文学、经济学等领域相比，十年来的史学界显得比较沉闷和保守。突出的表现是，有些新的论点提出后，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如有的同志在1980年提出了“农民战争是封建机器的修理工”的论点，且不说这一论点本身科学价值如何，即使是错误的，也应该允许提出讨论。但这一论点提出后，在几年之内，作者一直受到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放弃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这种情况反映了史学领域惰性力量还相当强大，它也正是这一领域近几年成果平平的根源。
    再次，许多人仅仅看到了一些“左”的史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理解，却未能认识到有些“左”的史学理论实际上从根本上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在清算极左的史学观念时，往往很自然地回顾过去，即前文革时期，而不是向前看，注视未来。比如还想用60年代翦伯赞所提倡的历史主义来补充或修正那种被“左”的观念曲解了的阶级观点，殊不知翦伯赞所提倡的历史主义本身也包含着某些“左”的影响，殊不知文革期间那些登峰造极的“左”的历史理论正是肇源于前文革时期。凡此种种，都说明史学领域的肃“左”工作还远未完成或远不彻底。
    全面而细致地、系统而深入地进一步审查、反省、检讨和清理那些早为我们所信奉不疑、甚至溶化到我们血液里的史学观念，把史学冢从这些观念的缠绕下解放出来，是史学界面临的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象农民阶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地主阶级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的观念；地理环境始终而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外因的观念；屈原式的忠君就是爱国的观念；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唯物史观的原理，不按其分期就是违背唯物史观的观念，等等，都是亟待澄清的史学观念。澄清这些观念，将是史学界的一场攻坚战。如果说在这之前，史学界的思想解放主要针对“唯上”、“唯书”是向别人作战，那么，从今而后的思想解放，对相当部分史学家来说，则是自己向自己作战。因为这些史学观念的主要载体是史学家们自己。长期以来，史学家们既用这些观念来规范自己，也用这些观念来要求别人，当有人游离这些观念时，还从这些观念出发予以批判。因此，清理和审查这些观念，将是一场主要以自我为目标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