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史籍之宏富，为世界各国所仅见，而二十六史又是历代史籍中最重要的一个系列。以反映历史之绵长而言，自传说中的黄帝至1911年武昌起义计四千余年；以卷帙之浩繁而言，共有4022卷，5800多万字；以前后修撰费时之多而言，从司马迁太初元年始撰《史记》到1927年《清史稿》完成共计2031年；以内容之丰富系统而言，包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天文、地理……世界上找不出第二种像二十六史这样系统记载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未有间断的巨著。世界诸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等，均没有数千年延续不断之史书。所以，二十六史不但是中国一绝，而且堪称世界之最。二十六史不愧为我们考察传统史学的一个典型对象。
    近年来，比较史学研究之风日盛。欲比较中外史学，首先必须知己，只有了解了中国史学的特色，才能和外国史学进行比较。近年也颇有民族虚无主义之说出现，对历史遗产妄自菲薄，恨不能将文化传统尽数割断。其实，不论人的主观愿望如何，传统总是和现实密切联系的。对待历史遗产既不能顶礼膜拜，也不可断然排斥，只能给予科学的总结，以便推陈出新。历史，是爱国主义的天然教材；爱祖国者，必尊重、了解祖国的历史；欲知史，必对历史典籍有所了解。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从二十六史的源流、体例、内容的分析入手，透视传统史学的基本特质、功用、价值。考虑到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某一史、某一具体问题的考证，本文主要侧重于对诸史作宏观考察。
    一、从二十六史的源流看传统史学的基本特质
    二十六史，是二十六部纪传体史书的合称，出自十几个封建王朝的数百名史家之手，虽各具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但体例形式却颇为一致。各史均依次为后人所修之前朝史，大体是一史记一朝代，合而为一，就是一部数千年封建王朝兴衰史。各史衔接，首尾相顾，部头虽巨，然结构体系不乱；分之，可识—代兴衰之始末；合之，可览古今演变之全貌。
    二十六史之名，自然是在《清史稿》问世后才出现。5世纪南朝时曾有“三史”之说（指《史记》、《汉书》、《后汉书》），至晋代加上《三国志》，遂成“四史”。历唐宋元明清，正史不断增加，至本世纪初叶，增《新元史》、《清史稿》，“二十六史”总成。透过二十六史之成书过程，可以窥见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特质有三：
    1.强烈的关注历史、尊重历史的意识
    司马迁撰《史记》，标志着封建史学的确立，班固之《汉书》则从体例上、内容上进一步完善、丰富了纪传体史书，从此，“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隋书·经籍志》）为什么历朝均修前代史，能达两千余年而不断？这种世界仅见的史学现象，蕴含着一种坚韧、执著、强烈的关注历史、尊重历史的意识。人们对国家的兴衰、生民的休戚予以重视，对王朝转换的原因格外认真探讨，同时，承袭传统、“信而好古”的崇古心理也在愈加强化。人们往往以“祖宗之法”、“圣贤古训”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以所谓上古的“三代之治”、“大同盛世”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关注历史、尊重历史的意识在现实中发挥了利与弊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促进对历史经验的积极总结，有利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是滋长泥古不化的行为，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的发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曾惊叹：“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中国人那样具有一系列延续不断、前后相承的历史学家”。然而，历代数百名史家的勤奋撰修，却没有使纪传体史书走上愈益发达的道路，相反，后修之书越来越缺少活力，整个二十六史终以《史记》为上品。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两重性——利与弊、进步与落后——曾痛切陈词：“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又指出：“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新史学·中国之旧史》）由于传统史学沦为帝王的御用工具，缺乏新思想、新理论，因而使诸多正史“陈陈相因”。
    然而也应看到，贯穿于二十六史的强烈的历史意识对于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有着重大作用。连绵不断的二十六史，对于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和进步，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都起着一种文化凝聚和精神支柱作用。清代学者龚自珍曾生动形象地阐明了人们对国史之极端重要性的认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近人章太炎也指出：“夫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洽！”（《历史之重要》）这可以说是对传统史学之历史意识的一个很好说明。
    2.史学活动的系列化、制度化
    二十六史之所以能一部接一部成书，没有中断和散失，还在于传统修史制度的健全和规范。
    《史记》修于汉代，其时虽未建立史官制度，但当时对文件、史料的搜集确已形成制度。刘邦建立西汉后，即有了档案工作，有了律令、军法、章程等文件的发布和保存。“迄孝武世，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使得司马迁能够阅读许多资料及“石室金匮之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给《史记》的撰作带来极大便利。东汉明帝时，置兰台令史18人撰本朝史，有本纪、列传、载记。章帝以后，东观为修史所，是为史馆的起源。北魏设修史局，北齐改史局为史馆。至唐贞观年间，设馆修史制度得到确立，以后沿用到清代。唐代所制订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相当具体、范围且广。这就为史官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基础，其所列举的应送史料主要有：天文祥异、蕃国朝贡、州县废置、法令更改、天灾地震、时政记、起居注等等。自唐开始，历代史馆一般都有人员配备、机构制度方面的保证，史料的搜集及起居注、实录、纪传体国史的撰修均规范化、制度化。修前代史一律由宰相负责监修，从人员、物质两方面给予便利，所以诸正史的撰修一般都较顺利。上述之官修前代史制度及有关部门报送史料制度，是我国传统史学所独有的特征。
    3.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二十六史虽多为官方主持修撰，但许多史家的个人努力、父子努力之光辉业迹也是不可磨灭的。我国历代涌现出一批矢志献身史学的杰出人物，他们以修史为“名山”事业，自幼及老孜孜不倦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史记》系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遗志而作。司马谈临终前为自己没能撰成史书而内心不得安宁，对司马迁剖明心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嘱托儿子“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汝其念哉！”司马迁也庄重承诺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后，司马迁虽遭宫刑之奇耻大辱，但并未消沉遁世，而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史记》的撰写中，终于完成了贯通古今的体大思精之作。
    其它，如《汉书》，为班固继父班彪《后传》而作；《梁书》、《陈书》，为姚思廉继父姚察所撰而完成；《北齐书》，为李百药承父李德林《齐史》之作而续撰完成；《南史》、《北史》，为李延寿继承父李大师遗愿和遗稿而费时16年才完成。
    除上述作者外，《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新唐书》、《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等，也均是名冠当时的杰出史家，他们不但有渊博的学识、出色的文笔，更主要的是具有严谨的治史态度。没有这样一批富有责任感的史家、二十六史的质量就要大大打折扣。
    二、从二十六史的体例看传统史学的基本功用
    1.政治鉴戒功用
    二十六史所采用的纪传体写法，使封建社会所要求的秩序形象地折射到史书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展现出来。“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史通·二体》）封建史家治史的首要目的，是寻求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之术，是为了总结前代王朝得失兴衰之教训。他们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治史、修史，而决不是凭空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为了个人兴致搞“纯学术”研究。这一点，封建史家本身并不讳言。司马迁就明确说明，《史记》的体例是按封建政治秩序的面貌而安排的，“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幽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太史公自序》）这个体例安排是以帝王居中，诸侯群臣环绕，如同一幅众星捧月的图画，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结构，难怪“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文史通义·书教下》）
    二十六史不单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而且还在行文格式、笔法上以帝王之嫡系相承为正统，以封建伦理道德和正统观念为衡量是非的尺度，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封建皇帝看重正史的修撰，首先正是着眼于政治上的鉴戒作用，唐高祖即位伊始，百废待兴，即采纳令狐德棻建议，诏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书中将以史资鉴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2.社会管理功用
    由于二十六史以鉴戒为目的而寻求治国的经验，因而记载了许多社会管理的方略和措施，从一定意义上说，二十六史也是一部反映历代王朝如何施政之管理手段的荟萃之作。
    上引唐高祖修前代史诏，就寄厚望于“方立典谟，永垂宪则。”
    着眼于社会管理的总结，体现出史学之“经世致用”的基本品格。二十六史中，各史有《食货志》、《地理志》，或《河渠志》、《地形志》、《职方考》，记载各个区域的水利工程、自然、气候、山川、风俗、物产等，是为当时政府对国情、省情、区情的基本把握。当然，封建政府摸清各地的基本状况，主要是出于治理地方的需要，亦是取得征收贡物、赋税的依据，但也包含有改造自然面貌、发展地方经济之考虑，因为地方的安宁和丰饶自然也有利于封建统治。各史记载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之事，又记前人的治河经验，如“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后汉书·王景传》）对这类历史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
    各史之《职官志》（《百官志》、《官氏志》）和《刑法志》（《刑志》、《刑罚志》）分别展现了历代行政机构、文武百官的配置和历代法律条文的制订、施行状况，这些无疑对后世的官制和法律提供切实具体的参照物。
    3.大众教育功用
    二十六史本身就是一套面向全社会的教科书，为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正面楷模和反面例子，鲜明显示了传统史学的教诲功用。
    在封建专制和儒家伦理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史学特重道德评判，兴奋点集中在人伦和人际关系上，把对民众的教化作为巩固封建秩序的一件大事，作为史学的一项突出任务。
    二十六史有各种人物的列传，如表扬节妇贞烈的《列女传》，推赞愚孝的《孝行传》，赞赏愚忠的《忠义传》，夸耀“清官”的《良吏传》，等等，用虚伪的忠、孝、节、烈、义、礼等封建道德规范，引诱社会上相应的人物主动就范，实际上是编系了一条条精神绳索，用以维护专制统治。各种人物的列传，塑造了种种合乎统治者要求的“标准模型”，使父与子、夫与妻、长与幼、君与臣、主与仆之间的尊卑秩序和等级差别充分形象具体化，让社会大众或为驯顺羔羊或为无耻帮凶。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二十六史对社会的教化中，也杂有体现传统美德之内容，但其最主要的动机则是维护父权、夫权、族权、君权的权威。
    从二十六史的体例窥见传统史学的功用，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但限于篇幅，以上择其主要的三方面功用略陈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