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巨人，他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在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彪柄史册的。他以一人之力竟在文学、艺术、哲学、历 史学、考古学以及甲骨、周金的清理、笺释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在史学领域， 他以全新的理论（历史唯物论），全新的材料（甲骨、周金等考古材料）对中国古史的重新 建构，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史学大师顾颉刚当时即称道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 际。”此后，但凡言及中国古史，郭沫若的成就都是无法回避的。
    今天，当人们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成果时，都会自然地联想到郭沫若的 贡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当郭沫若登上文坛的时候，恰逢“民主和科学”的 大潮扑面而来之时，因而，他能开一代诗风，创作了《女神》、《凤凰涅槃》等现代诗；以及后来创作了优秀的剧本《屈原》、《武则天》、《蔡文姬》等等；而其临终前夕又激情呼唤“科学的春天”。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的学术文化走过了一段回环曲折的历程，每个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因此，今天我们对这位“时代骄子”学术观点的多变，要看到其背后的时代原因；对他的评价也应该多一份 同情的理解。
    一
    郭沫若的学术观点最为人诟病处在其多变。以他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论点为 例，前前后后就迭经变化。最早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指出：（一）西周以前，原 始公社制，（二）西周时代，奴隶制，（三）春秋以后，封建制，（四）最近百年，资本制（ 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0）；而到后来的《青铜时代》里，则改为殷、周两代皆是奴隶 社会，并且殷末周初是“奴隶生产最盛的时候”（注：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85）；1950年4月他在北大的一次讲演中宣 称：“殷周应该是奴隶社会，就是短短的秦代也应该划入”。（注：中国奴隶社会。人民 日报，1950.6.10）然而2年之后，他又在《奴隶制时代》中一反前说，主张“奴隶制的 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注：奴隶制时代四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郭沫若 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33）并“附论西汉不是奴隶社会”，“把秦 代划入了奴隶社会，也是不正确的。”（注：奴隶制时代五附论西汉不是奴隶社会。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60）有学者说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史 分期的议论，历大变四，中变五，细变则难以枚举，可以说是毫不夸张的。（注：许冠 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378）
    郭沫若观点的前后变化，当然有学术的因素，他本人也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 4年新版引言中坦承当时“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 的结论”。但更重要的是郭沫若用来作为分期标准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随着时势的发 展而不断变化的。这是郭沫若一次次对其学术观点进行修正的根本原因。阅读郭沫若有 关古史分期的一系列论著，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郭沫若立说的 首要依据是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进化公式；20世纪40年代以后则渐渐接受斯大林《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的观点，尤其是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建国以后， 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论断，对郭沫若的立论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
    50年代初期，郭沫若古史分期论断反覆之快让人目不暇接，1950年2月写《蜥蜴的残梦 》时，他强调的是“殷、周是奴隶社会”。（注：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 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67）一个月之后，他在《读了 <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中表示“奴隶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注：读了 《记殷周殉人之史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82）可是仅仅 一个月，却宣称“殷周应该是奴隶社会。就是短短的秦代也应该划入”。数月之间竟致 变而再变。郭沫若在同年6、7月又表示中国奴隶社会是需要作一个总解决，但现在“实 在没有这个工夫，似乎也没有什么迫切的必要”，“只要搞历史的人知道社会是发展的 也就够了。奴隶社会的始终，那是次要的问题。”（注：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96）这种演变不太符合一个学者的态 度。
    郭沫若曾在30年代所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就明白地宣告“对于未来社 会的渴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显然，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 非为历史而历史；亦非以学问为目的，而是为决定“未来的去向”，出于“对未来社会 的殷切期待”。郭沫若通过他的历史研究也的确证明了现实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 “一个指导如此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提供了它所需要的“革命理论”和“历史知识” 。从这一方面讲，郭沫若无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阐述， 在1949年之后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等概念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人们最基本的常识。
    我们在治史的过程中，史料不会因理论的变化而变化，但史料的取舍诠释是可以因理 论的变化而变化的。郭沫若不少学术观点的反覆多是从“后世理论”的需要出发，而并 非是真正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