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不算什么，我们超过了他几百 倍。郭沫若在他作于60年代初期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中就表示：“以焚书而言，其用 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焚书并不多”，“其焚书最多 者实为西楚霸王”，“何能归罪于始皇耶”？更为牵强的是，郭沫若还说“又始皇收天 下之兵器，毁之以为钟锯，所收者乃铜而非铁。”“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 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锯，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注：读《 随园诗话》札记。论秦始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1 5—316）《读<随园诗话>札记》一书在1961年正式结集出版前，其内容已先行连载于《 人民日报》的副刊。《论秦始皇》一篇在总共77条札记中列在第8，其反应十分灵敏。
    “文革”期间，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 皇。”直白地表示“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并作七律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在这种情形下，郭沫若除了表示“肯定秦皇功百代”，“十批大错明如火”之外，还能 有什么选择？
    郭沫若学术观点之多变，说到底是因为他的学术与政治的结合过于紧密，政治形势一 旦变化，为其服务的学术观点自然也不得不变。学术若是完全迁就于时势便会丧失其独 立性，而以现实政治的需要与否为其唯一度量。郭沫若晚年对《坎曼尔诗笺》的明显作 伪视而不见，对李白杜甫有悖常理的任情褒贬，现大都已为学术界所深刻反思。
    三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能以学术经世，郭沫若也不例外。所以，虽然当新文化运动的 大潮挟着“个性”与“自我”的呼喊扑面而来时，他也曾为之欢呼。郭沫若最终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因为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主义前景的来世瞻望和历史理想主义的革 命人生观，能为彷徨和迷惘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最热烈的道德激情。这与所有中国 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渴求——以学术经世致用，进而治国平天下——正不谋而合。
    从郭沫若的个人经历来看，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或者说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然后才是一个学者。
    郭沫若在1926年南下当时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在广东大学文科执教，旋即转任国民 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秘书长；并在北伐途中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这些 职务所要求的自然不是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充分将文艺、学术与现实政 治斗争相结合，进而宣传革命。1927年3、4月间，国共分裂前后，郭沫若更是以他《试 看今日之蒋介石》等3篇文章，站到了政治漩涡的风口浪尖。随后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 义，并担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总揽政治宣传工作。（注：革命春秋。郭沫 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925—1927年这3年，无论对于中国社会，还是郭沫若个人的命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于中国社会而言，国共合作，以俄为师，拿来的是苏俄政党的组织方式，后来的国民党 ，以一个政党为核心，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实现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 教育……方方面面的控制。于郭沫若个人而言，虽然他早在1923年便发出了“我们要反 抗资本主义的毒龙”的呼喊，但那只是出自一个诗人的激情与幻想。郭沫若真正在一个 政党的组织领导下，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智慧与才情服务于革命事业，无疑是从这时开 始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亡命扶桑的郭沫若离日返国。归国前，郭沫若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表示愿意做“党的喇叭。”归国后，他先后出任军委会政治 部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委等职，实际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1941 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的50寿辰，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整个祝寿活动办得异常热烈隆 重。其实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正式决定：以郭沫若作为鲁迅的继承 者和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周恩来在郭沫若的祝寿大 会上作了《我要说的话》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把郭沫若比作一面旗帜“带着我们大家一 道前进”，又把郭沫若当作一个战士，作为打击敌人的先锋和干将。（注：周恩来。我要 说的话。原载新华日报1941.11.16（1））于是，郭沫若也热烈而忘我地以浪漫主义激情实 践旗帜和战士的角色，争当革命军中马前卒。
    郭沫若在1941—1943年先后创作了5部历史剧，可以说都是配合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治 斗争而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皆取材于战国时期合纵抗 秦的史实。这些故事与皖南事变之后的特殊情势，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正有契合之处。郭沫若后来回忆，在创作过程中周恩来给了 他很多难以忘怀的指导和帮助。他在创作前会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剧本完稿后，又会同 周恩来一起研究剧本，作修改；在公演时，周恩来都会亲临剧场，大力支持；公演后， 周恩来还会精心组织评论文章对剧本内涵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和阐扬……
    唯有《孔雀胆》一剧取材于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的爱情悲剧故事， 稍稍偏离了当时的政治主题。剧成后，郭沫若照例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看后委婉 地表示，剧本写得不错，但在此时上演，其意义不可能与《屈原》相提并论。1943年元 旦，《孔》剧正式上演，观众反应相当热烈，但是连演8天，评论界却不置一词，甚至 有人质问“全剧主旨何在。”直到1943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刊出徐飞的评论文章， 说《孔》剧要表现的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这才算是把一部原先“ 毫无意义”的爱情悲剧赋予了“意义”。郭沫若后来在《<孔雀胆>后记》中也解释，“ 不明主旨所在”的原因是“由于恋爱斗争的副题过于扩大，掩盖了主题”，并称赞徐飞 的评论是点睛之笔。（注：《孔雀胆》后记。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6.272）《孔雀胆》原是郭沫若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文思如涌，5日即成，应该 是很得意的。但后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认为《孔雀胆》是几部历史剧当中最不 成功的，这纯粹是以政治意义为衡量标准的结果。
    郭沫若在重庆还写了不少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是其中最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 》最初也是在1944年1月应中国共产党要求而成的一篇讽刺时局之作，其主旨是借明亡3 00年祭影射国民党若再专务内争，不思抗日，则必将重蹈明亡之覆辙。原文并没有要告 诫中共干部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意思，是毛泽东后来依据形势需要对《甲申三百年祭 》作的全新诠释，才添加了这层含义。（注：冯锡刚。甲申年话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档案。2004.2.30—32）于是《甲申三百年祭》便成了“以史为鉴”的范本，在现实政治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9年以后，郭沫若在学术上的种种表现留下不少遗憾，其实郭沫若从大革命时代开 始便投身革命，将学术和文艺服务于现实斗争需要。他所扮演的角色从来就是战斗火线 上的匕首、投枪、革命军中的马前卒。因而他的学术思想很难卓然独立。
    不可否认，郭沫若有其人格上的缺陷。同为马克思主义三大史学家之一，在“文革” 中，翦伯赞被迫害致死，范文澜则保持了可贵的缄默。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在评价历史人 物时，以一种道德评判替代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及其悲剧性命运的历史反思。 今天，很多人还喜欢将郭沫若与陈寅恪这两个个性、经历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以一 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评价，这样比较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将复杂的历史 简化为一张张鲜明的脸谱，然后通过这一张张脸谱来陟罚臧否。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深刻的省察，唯有如此方不致于“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