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郭沫若用金文中“赐田和以田地赔偿或交易的纪录”来 证明“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亦无所谓一夫受田百亩的农人。”（注：周 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四周代彝铭中无井田制的痕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2.244—250）然而到了1944年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这些“记 录”又成了“井田制是断然存在过的”“铁证”了。（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二、 论所谓“封建”制，乙、关于西周的生产状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 版社，2002.620—621）原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郭沫若由于受到前人观点 的影响，视“井田制”为一项“封建制度”。这与他“西周时代——奴隶社会”的论断 正相悖，于是索性将“井田制”一笔抹煞。（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七余论。中 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58）但是井田制的存在毕竟得到大量 材料的支持，郭沫若此举不免引来学界中人的商榷，况且井田制作为“解决殷周社会组 织的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将它抹去，殷周社会组织究竟如何便无从考察。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找来大量材料论证在井田中劳作的是“生 产奴隶”，而不是“颁井受田的农人”。（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四施行井田的 用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29—635）换言之，井田制是 一项奴隶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这样一来，他的西周奴隶社会论得以维系，而井田制 也可以承认了。
    30年代的时候，郭沫若认为《尚书》中《盘庚》三篇“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 后世史家或孔门所润色出来的东西。”（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第一章社会基础的 生产状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89）可是后来在《十批 判书》中，他又断定“那三篇东西确是殷代的文献，”（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二 论所谓“封建”制，甲、关于殷代的生产状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 出版社，2002.614）是值得引用的。原来郭沫若在《古代社会》中认为商代已“进展到 牧畜的最盛时期”，“农业已经出现，但尚未十分发达”。（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 第一章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第六节结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2.208）于是《盘庚》三篇中的材料，如田、畴、农、藉、蚕、桑、丝、帛等字 的出现；禾、黍、麦、穑等字的屡见不鲜；四季的划分，历法的严密；春秋二季的祈年 和“告麦”、“观黍”的记载；以及殷人用酒祭神和好酒，等等，都在作者有意无意之 间被一笔带过了。40年代以后，当他证明殷周同属奴隶社会，殷代的农业已是“生产的 主流”的时候，这些当初遭忽略的材料被重新引用。相反，原来用来证明殷代农业“还 不甚发达”的证据——商人的“耕具还是石器”，却被舍弃了。
    另外，郭沫若原本极重视生产工具在社会形态划分中的标志作用，在《古代社会研究 》里，他甚至从摩尔根、恩格斯所列的公式出发，倒果为因地断言：“铁的发现，论理 应该是在周初，不然那农业发达的原因便无从说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 的时期也无从说明。”（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国古 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7）然而，在建国以后郭沫若渐渐向毛泽 东的有关论断靠拢，更多地将“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作为中国古史分期的设准。 曾经说了20余年的“生产工具”论反倒不大讲了。
    二
    如果说古史分期的研究多少还带有一些学术意味的话，那么郭沫若对于某些历史人物 评价的反覆，可以说是完全与现实政治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的。这一点，从他对秦始皇 评价的几次改变中表现得很明显。
    郭沫若无疑是否定秦始皇的。他作于20年代的散文《大地的号》，长诗《我想起了陈 胜、吴广》，（注：恢复我想起了陈胜、吴广。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2.378—381）都以秦始皇来比喻现实中暴虐的统治者；在小说《秦始皇将 死》中，作者更是借焚书坑儒来影射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注：豕蹄秦始皇将死。郭沫 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83—192）他这一观点在1928年底 脱稿的《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一文中有所改变。因为当时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以西周、东周交替作为奴隶制，封建制转换的分界线。这 样一来，秦始皇便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依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在历史上应 起进步作用。于是在此文中，郭沫若肯定“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 元勋，他把天下统一了。”（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8）
    到了40年代，郭沫若的观点又改变了。其缘由除了此时的郭沫若倾向将中国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改定在秦汉之际，于是秦始皇一下子由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变 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头子，必须大张鞑伐之外，现实政治的动因无疑是最主要的。作 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战士，郭沫若需要借“骂”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这一 点从《筑》等剧本中作者对秦始皇的批判可见一斑。
    如果说剧本作为文艺作品，不免带有艺术的夸张，尚不足以完全反映作者观点的话， 那么在《十批判书》这本堪称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郭沫若对于秦始皇有着更为严厉的批 判。“十批”中最先写成的“第一批”——《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历数秦始皇 的政治主张和作为：“他是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话的余地的。”“天下是一面大刑 狱的网，所谓政事，除游观、建筑、南征北伐、东漕西转之外，似乎只有断狱了。”“ 像这样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实行万世一系的人，当然反对君主虚位说 ，而对于禅让说，论理是尤当反对的。”焚书坑儒使“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 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秦始皇也把先秦诸子的大 部分综合了”，但他所综合的“多半是先行时代的残余渣滓。”（注：吕不韦与秦王政 的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17—1021）
    建国以后，时过境迁，昔日对秦始皇的批评又不合时宜了，于是郭沫若不得不对秦始 皇的评价再作修正。1956年他在校阅剧本《筑》时，特意说明他写这个剧本“存心用秦 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 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比。”（注：《高渐离》校后记之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29）1959年郭沫若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文中写道：“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 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 数的杰出人物。”（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郭 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486—489）此时，郭沫若对秦 始皇的评价显然已转向正面。这些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50年代郭沫若对他的古史 分期理论再作调整。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最终落在了春秋战国之交，这使得 秦始皇再次以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面目出现。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毛泽东 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