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
    流行的史学观念还在窒息着史学，史学危机实质上是还流行的旧史学观念的危机，清理那些导致史学发生危机的观念，是史学走出低谷状态的思想保证。而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是史学走向繁荣的起点。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构筑起来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中心的一环，在民主革命时期，这一环就是救亡图存，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吸引和集中了学者们的注意力，使得史学和文学、哲学一样，服从于它，服务于它，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不能不与当时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溶为一体。
    为了说明如果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去，史学家们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资本主义在何时萌芽；为了说明中国不是停滞不前的亚细亚社会，没有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和瓦解，中国照样前进，就象它从前从未停滞过一样，史学家们去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资本主义为什么未能首先光顾中国；为了说明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能是农民、只有依靠农民才能救中国，史学家们去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了“明耻教战”，激发民气，说明中国不会亡、也亡不了，史学家们去研究宋代抗金史、戚继光抗倭史、南明抗清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为了说明土地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史学家们去研究土地制度史；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凶残卖国独裁，史学家们去研究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历史，为了给革命的一方总结经验教训，史学家们去研究李自成大顺政权功败垂成史，太平天国的兴衰史；等等。总之，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研究的几乎所有课题，无不和救亡有关，和革命有关，而贯穿这些课题的红线是阶级斗争。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可以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的典型体现。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中国历史，在范文澜笔下，是一幕幕阶级斗争史。诚然，范文澜也写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但这是为了说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中心是农民起义的酝酿，归宿是农民起义的爆发，最终则是为了说明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它所起的伟大作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模式是阶级斗争这一指导思想的结晶和外化，是以救亡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当然，在当时是必要和合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为和平建设所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本应得到改造和更新。但由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错误地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在建国后也十分自然地得到了继续和强化。中国通史的范文澜模式成为各种类型的学生教材的样板和蓝本。被普遍采用至今的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和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以及中小学《中国历史》课本，无不是范文澜模式的放大或缩影，总之，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而建国后史学界的研究课题，直到几年前也还是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土地制度等和阶级斗争息息相关的内容。不是说这些课题不应该研究，但仅有“五朵金花”常开不败则不能说是正常的。正是这种和现实生活毫无关联或和时代主题距离很大的研究现状，导致史学日益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读者而陷入被社会冷落和遗弃的危机之中。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不但因和新的现实格格不入而使历史科学日益丧失了生气，而且也是造成整个史学队伍一代不如一代的深刻原因。梁启超在论述学术思潮演变规律时说，当一种学术思潮进入鼎盛期后，“其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宫之富’，灿然矣。”①而进入衰落期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土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构造起来之后，这一框架中的“精要之义”，已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诸老“浚发无余”，一些大的研究领域，也为他们“开辟殆尽”。所以后来者只要在这个体系之内从事研究，就只能修修补补，其成就永远超过不了他们。这就是将近40年来，整个史学界为什么再没有出现郭沫若、范文澜等大家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主要原因。可以预期，只要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仍是史学的模式，史学队伍就只能是每况愈下。因为这个框架窒息了史学家的创造精神，使一代或几代人的聪明才智无所作为。
    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过时的史学框架，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把广大史学家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面对现实，从新的角度，在新的思想指导下，重新研究以往全部人类文明史，是克服史学危机的出路所在。
    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几乎从十年前就有人开始尝试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就是要不要冲破这个史学框架的讨论。一些同志主张以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为线索来改写中国近代史，主张重新评价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重新审视农民战争史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了宏阔的历史视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必将带来对整个中国近代史体系的改造。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必然构筑以三大高潮为中心的近代史体系，以资本主义的成长为线索自然要建立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中心的新的近代史框架。两个线索之争实质上是两个框架的较量。
    对中国近代史线索问题的讨论，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全面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的第一步。实际上，整个中国通史都存在一个线索问题，世界史也同样存在一个线索问题。关于一部中国古代史的主体部分究竟应当是写农民战争呢，还是写封建制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难道不也很值得讨论一番吗？一部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近代史难道仅仅只能写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史，而不应当更多地去研究资本主义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历史吗？中国现代史的线索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线索是什么？都值得认真地深入地加以探讨。一旦把这些历史的线索真正搞清楚了，人们也许就可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中解脱出来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的根本缺陷，是它未能真正坚持唯物史观。冲破这个框架，不是要摆脱唯物史观，恰恰是为了坚持这个唯一科学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