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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当代史，严格地讲，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历史，我们都是剧中人，又都是剧作者。改革由以展开的全部根据都内含在这部历史中，研究这段历史就是直接参与当前的改革。苏联的改革与苏联对其当代史的研究同步展开、互相激荡。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就提出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接着又提出了重新评价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问题，苏联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鸣锣开场并走向深入。如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揭露中，提出了公开性原则，从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的停滞的指责中，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计划等等。史学在苏联的改革中发挥了极为明显的效用，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现在他们又深入到清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消极影响方面来，这将导致他们改写苏联史和世界史。打破框框，重新研究我们的当代史，既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又是重振史学的需要。当代史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为每个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的人所关注。深入研究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否定，与1979年以来的改革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可以加深我们对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认识；在1957年“鸣放”高潮中就提出了扩大民主和“党政分开”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问题，看到这一点，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理解和认识，“文化大革命”是当代中国一连串矛盾的综合结果，它的原因深藏在它之前的所有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深入研究文革史，对剖析中国社会的消极面具有重大意义。总之，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史、特别是文革史的研究，亟需加强和深入，因为这是克服史学危机的出路之一，是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的方式之一，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理论对史学的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