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教授在《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一文结尾中，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时总结好蔡氏这份学术遗产，去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做好批判继承工作，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史学理论，为我们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祖国谱写出一部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传统民族风格的、新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吴泽教授这段话是在1979年说的，近十年中，他对于这件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青年的大好事，时刻记在心怀，近拟筹组编写一套多卷本《新编中国通史演义》。前些时，他约我先就前人已出版的《三国志》、《三国演义》、《后汉演义》，作比较研究和分析，探讨一下历史、历史演义、历史小说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课题，现将几点读书心得分述如下，就正于史学界的老师和同仁。
    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
    历史人物和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但它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
    历史人物是史学家笔下的人物，虽然在材料的取舍上，在文字的叙述过程中，免不了要受到史学家自身立场观点的影响，但其基本内容、主要事件都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不允许随意夸张虚构，否则要被当代人讥笑，被后代人唾弃。中国史学家自古以“秉笔直书”奉为“史德”的。
    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则是文学家以历史人物为基础，用自己的立场观点、爱憎感情，对历史人物进行再创造，或夸张事实，或虚构情节，使忠者更忠，奸者更奸，仁者更仁，不肖者更不肖，产生出新的人物形象。
    以曹操、刘备为例。这两个人都是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中都有他们的专章：写曹操的《武帝纪》和写刘备的《先主传》。后来在一些以三国历史为内容的宋元话本、戏曲及《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中，也都有他俩的艺术形象。历史上的曹操、刘备，和文学作品中的曹操、刘备差别很大，甚至判若两人。
    先说曹操。《三国志》中的曹操，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说他少年时代就显露出不平凡的英雄气概：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粱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陈寿在叙述曹操一生事迹之后，高度评价说：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这里的曹操，文治可以匹申、商，武功可比韩、白，是一位不记私仇、任人唯材的宽宏大度的“超世之杰”。这是因为陈寿是晋代的史官，晋王朝司马氏为了证明他取代魏，有如魏受汉禅一样，是合法合理的。出于维护当权者利益的需要，晋王朝奉行“帝魏寇蜀”的观点，曹操理所当然的是位英雄。
    元末明初，罗贯中以他的艺术天才，以《三国志》为主要依据，采撷笔记、野史的传说，汲取民间文学的创作成果，创作了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塑造出一位莫与伦比的“奸雄”形象——曹操。原在《三国志》中，桥玄给曹操看相，称操为“安天下”“命世之才”，到《三国演义》中，却增添了许劭相曹操，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不仅不动怒，反而很高兴，说明他是“天生”的奸臣。《三国志》中写因为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抢了曹操的财物，曹操才杀死他们。《世说新语》中则说是曹操多疑而杀吕伯奢一家。至《三国演义》中，则曹操不仅因为多疑杀了吕伯奢的儿子和仆人，而且事后已知杀错，还故意杀了吕伯奢，公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副大奸大恶的嘴脸跃然纸上。曹操的奸滑和凶残，在罗贯中的笔下被写得淋漓尽致，他借“衣带诏事件”，大杀异己，一次杀了七百余口；他想杀祢衡，却又不愿担“害才”之名，借刘表、黄祖之手杀掉；曹操还是个好色之徒，征张绣时，由于迷恋张绣的嫂子，弄得全军大败，爱将典韦及侄儿曹安民因此丧身。在曹操身上，集中了历代奸雄的特点：奸猾、残暴、无耻。
    但是，《三国演义》不同于一般文艺小说，它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学——历史演义文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所以《三国演义》作者笔下的曹操，不是简单化的奸臣形象，作者还根据史实，描写他作为“治世之能臣”的种种卓越才干。作者写他有胆有识，才智过人。只要于他的事业有利，他一样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录用人才，一样度量宏大，不念旧恶，容纳和团结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他也是个英雄。既是“奸臣”，又是“英雄”，两者有机地统一于一个人身上。这是曹操形象不同于一般之处，也是后人将其列为“三绝”之一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