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一部通俗演义,在民间广泛地持久地流传,作为“奸雄”的典型——曹操,在中国民众的心中扎了根。使历史上的真曹操,蒙受了千古奇冤,虽然史学界曾有不少有识之士为他翻案正名,但尚未引起历史演义作家们的重视,所以,至今曹操的这个奸雄形象在中国人民心中难以改变。可见历史和文学一旦结合所产生的历史演义,其影响多么深远。 刘备的运气比较好,他在文学家的笔下,作为一名仁君,越来越完美。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一个“事母至孝”的少年,及长,便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有志青年,他看到招兵布告,便慨然长叹,对张飞说:“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一颗刘汉封建正统的“忠君爱民”之心,跃然纸上。《三国志》中“好结交豪侠”,到《三国演义》中,演化成一篇有声有色的“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被写成为一个仁德的开明君主。他当新野牧不久,新野之民就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他的行为感动了司马徽,将徐庶、诸葛亮推荐给他,徐庶因曹操扣押其母,决定离他去投曹操,有人劝他留住徐庶,让曹操杀徐母以坚徐庶之心,他说:“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情,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他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请出葛诸亮,留下一篇千古佳话。在作者笔下,刘备的仁德,感天动地,徐庶虽被迫投降曹操,却“誓不设一谋”,作者把《三国志》中明确记载的刘备怒鞭邮督一节,转嫁到张飞身上,让张飞去担待那简单粗暴的名声。 《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竭力美化刘备,但并未离谱,仍然忠于历史的事实,并未回避历史上的刘备还有其狡猾善弄权术的一面,通过鲁肃、周瑜之口,多次指出刘备是个“枭雄”,“枭雄者,凶猛、狡猾之徒也”。他虽然是个“织席贩履”的小商贩,却随时随地标榜自己是“帝室之胄”,是个“龙种”,这在门阀观念严重的时代,极有迷人之力量。他惯于打着“仁义”的旗号,去干那并不“仁义”的事。他为“声张大义”去支援陶谦抗曹操,使陶谦心甘情愿地将徐州让给他;他为了麻痹曹操,掩盖自己的野心,故意在灌园种菜,想不到曹操来个“青梅煮酒论英雄”,当面指他为“英雄”,吓得他手中筷子都落下地,正好这时雷响,他灵机一动说是因为惧怕雷声惊落筷子,连“奸雄”曹操都被他骗过。可见“枭雄”的厉害。他被曹操打得大败而逃,赵云为他保护家小,冒死救出阿斗,他故意将阿斗摔在地上,还说什么“为汝这孺子,几乎损吾一员大将。”他向孙权借荆州,说取了西川就还,他夺到西川,孙权讨荆州,他却说“须取了凉州”再还,耍无赖。他图刘璋,取西川,却不明火执杖,巧妙地假借张松之手,实现吞并西川的欲望。《三国演义》使刘备的虚伪性,在民间留下深刻的影响。《三国演义》的作者,对刘备既美化,也写出其“枭雄”的一面,集褒贬于一身,力图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起来,塑造刘备这个人物形象。 二、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 《三国演义》是以三国的历史材料为基础进行艺术创造的产物。既尊重历史的真实,又从文学创作的需要出发,对史料作各种不同的处理。若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三国演义》的作者对三国的史料,有的照搬历史,只是略加增删,基本保持历史原貌;有的择取其一点,加以发挥,添枝加叶;有的则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使之更符合各个人物的个性;有的将两事捏合起来,加以改造,赋予新意。但就其总体而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然这“三分虚构”,其作用不可小视,它使三国这段历史,得到最大的最生动的普及,真正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怎样处理史料和艺术创造的关系的?试以“三顾茅庐”和“赤壁之战”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三顾茅庐”在三国历史上不是一件大事,但却是一件带有关键性的事件。不仅因为“三顾茅庐”使刘备有了一名杰出的军师,而且茅庐中诸葛亮和刘备的一段对话,是创建蜀国的理论基础,对刘备建立蜀国,这是一次重大的决策。 在《三国志》中,关于刘备结识诸葛亮的事,有这么几段记述:《诸葛亮传》中: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在《诸葛亮传》之后,裴松之引《魏略》注:“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这里是讲诸葛亮“毛遂自荐”,而不是刘备上门去请的。明确记载刘备“三顾茅庐”的还有诸葛亮自己写的《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三国志》的“凡三往,乃见”,到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笔下,竟成了洋洋洒洒的五千言——《刘玄德三顾草庐》。 《三国演义》的作者将《三国志》中的几句话,演义成洋洋大观的拜求贤才的故事,这里当然有作者的创造。但是,他创造得那么合情合理,我以为:这不能说是作者的虚构,只能说是作者根据事理的逻辑进行想像。通过这种想像,使本来很简单的事物变得具体,生动,因而也就更有感染力。《后汉演义》的作者,拘泥于前“二顾”在史书上无记载,所以只写了第三次拜见,只写了“隆中对”,其生动性就不及《三国演义》了。 “赤壁之战”是三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汉末群雄纷争,战事不断,最后形成曹、刘、孙三股势力,“赤壁之战”使曹、刘、孙正式形成鼎立之势。关于“赤壁之战”,在《三国志》的《武帝纪》、《先主传》、《吴主传》均有记载,在诸葛亮、周瑜、鲁肃、夏侯惇、曹仁等与赤壁之战有关的人物传中,也有些记载。但篇幅都很短,有的只三两句话,总共不满千字。然而在《三国演义》中,从“刘豫州败走汉津口”,到“关云长义释曹操”,写了10回书,近5万字。在《三国志》中, 赤壁之战中的曹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曹军中疾疫流行,北军多死。其次是孙、刘用火攻,烧掉了曹操的战舰。但在《三国演义》中,“疾疫”这个因素被回避了,而只写了“火攻”。作者围绕两个问题:抗曹还是降曹?怎样抗曹?展开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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