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曹还是降曹？这个问题在东吴内部是有争论的。因为孙权是抗曹派，所以这个问题在东吴是不难解决的。但作者出于褒刘贬曹的正统观念，抓住《诸葛亮传》中关于诸葛亮到东吴劝说孙权抗曹这一节，加以发挥，写了“诸葛亮舌战群儒”和“孔明用智激周瑜”两大块文章，把诸葛亮写成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突出其在东吴决策中所起的作用。
    围绕怎样抗曹这个问题，《三国演义》作者以“火攻”为核心，写了两对矛盾：一是孙刘和曹操之间的矛盾，二是孙与刘的矛盾。而以孙刘联合抗曹为主线、明线，以孙刘之间的磨擦为支线、暗线，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这样的安排，我以为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具体描述的过程中，出于其“尊刘”的指导思想，竭力夸大诸葛亮的才智，而对周瑜、鲁肃、曹操等人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贬抑。周瑜是这场战争的统帅，在罗贯中笔下，他血气方刚，运筹帷幄，智慧闪光。但是，他的种种计谋，诸如对付曹操的“反间计”、“火攻”等重大计谋，都瞒不过诸葛亮，他处处感到诸葛亮在自己之上，是东吴的大患，以致多次想寻借口杀掉诸葛亮。但是，他三次杀诸葛亮的企图，都被诸葛亮巧妙地击败，更显出诸葛亮才智过人。作者以诸葛亮的宽宏大度、谦虚谨慎，衬托周瑜的气量狭窄，骄傲好强，不能容人。其实历史上的周瑜并非如此。如东吴老将程普自恃功高，不服气周瑜，“数陵侮瑜”，而周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使程普很感动，对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可见其胸怀宽达，很能容人，是个大政治家的气度。至于鲁肃，在《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中，周旋于孔明和周瑜之间，为维护孙刘联盟而奔忙，但他既识不透周瑜的图谋，也识不透诸葛亮的玄机，在作者笔下，他是个忠厚长者，但忠厚过头，犹如笨伯，这样写是不符合史实的。历史上的鲁肃，是东吴次于周瑜的军事领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罗贯中这样写鲁肃，一方面是为了周瑜、诸葛亮之间的斗智，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牵线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衬托周瑜的量窄，诸葛亮的大度，你看，连周瑜自己的人都心向孔明。“草船借箭”是赤壁之战中的一个精彩的片段。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并没有干过“借箭”这事，而孙权倒干过，但不是在赤壁，而是在赤壁之战以后。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攻打濡须，孙权和他相拒一个多月，胜负未分。有一次，“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三国演义》的作者根据这个史料，经过一番加工改造，移植到诸葛亮的身上。周瑜原想用“监制十万枝箭”来乘机杀掉他。但诸葛亮却以“借箭”击败周瑜，使周瑜都感到意料之外，就更衬托诸葛亮的智慧过人。在赤壁之战中还有一个表现诸葛亮具有超人才智的情节——诸葛亮智算华容，诸葛亮不但算定曹操败后必走华容道，而且预知曹操还不该“命绝”，有意派关羽去华容道伏击，让“关云长义释曹操”，去做个“虚人情”。历史上曹操败走华容道是事实，但诸葛亮并未派关羽去伏击，连兵也没派。全是作者为了美化诸葛亮虚构出来的。
    赤壁之战是三国时代的一件大事，《三国演义》的作者，取材于历史记载，吸收了民间艺人和历代文人的艺术创作成果，写出了有声有色的赤壁之战的光辉篇章，尽管他对诸葛亮过多的美化，在某些情节上有乖于历史事实，但它对于把赤壁之战这一历史事件告诉广大读者，普及历史知识，起着重大的作用。
    三、让历史演义放新彩
    历史演义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国演义》是这种文体的代表作。从《三国演义》问世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评论《三国演义》的文章很多，有的肯定它，也有的责难它。
    责难者有的从史学角度，指责其违背正史，虚构故事，混淆视听。明代学者胡应麟说它“与陈《志》不甚合”，“《演义》何所据哉！”清代大学者章学诚则说：“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记》、《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唯《三国演义》则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士大夫有作故事用者矣。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他的这些责难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还有从文学角度进行责难的。如胡适，他却指责《三国演义》太实，不是文学。他说：“《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像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此书中最精采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战的前后，从诸葛亮舌战群儒起，到三气周瑜为止。三国的人物都会聚在这一块，‘三分’的局面也定于这一个短时期，所以演义家尽力使用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打破历史事实的束缚，故能把这个时期写得很热闹。我们看完元人的《隔江斗智》与此书中三气周瑜的不同，便可以推想演义家运用想像力的自由。因为想像力不受历史的束缚，所以这一大段能见精采。但全书的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至多不过能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不敢尽量想像创造，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胡适的这个看法，确也有其一定的代表性。
    肯定者有从史学角度，《三国演义》最早的刊本上，有一篇署名“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有这么一段话：“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知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他认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历史演义小说，对于传播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其作用超过“正统”的史书。
    肯定者从文学角度评价《三国演义》，最早是明末清初的金圣叹，他把《三国演义》和《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相提并论。后来清代的毛宗岗更称《三国演义》是“文章之最妙者”，是“绝世妙文”。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他还说：“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即《三国演义》）最佳。其人博极典籍，非特借陈《志》裴《注》，敷衍成书而已；往往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知其书中无来历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历史演义小说。诸如《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杨家将演义》、《包公案》、《精忠说岳全传》等，正是这些历史演义，以其通俗生动的优势，把历史知识普及到民间，并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形像教育了广大人民。但是，继《三国演义》之后出现的历史演义，在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上差异很大。有的接近《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有的虚实对半，有的则是虚多实少。发展到后来，有的历史演义竟是“书不够，鬼神凑”，以史实为引子，借题发挥，把三山五岳的妖魔鬼怪一起驱了出来，书中神出鬼没，荒诞无稽，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蔡东藩先生既看到历史演义的巨大社会教育作用，又痛感于一些低劣的演义作品流毒于人世，发心以毕生的精力著作了《历代通俗演义》。蔡氏的《历代通俗演义》一反以往，以实为主，极少虚构。吴泽教授将历史演义分为“史部”与“说部”，崇实为“史部”，崇虚为“说部”，这是很科学的。
    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到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都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都含有不同程度的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地认识历史，恰当地处理实与虚、史与文的关系，编著一套富有时代特色的《中国通史演义》，确是宏扬中华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