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前的这部《历史研究》，是英国学者索麦维尔根据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十二卷本的同名巨著节录的，并又经过原著者的校阅，所以，它较好地反映了汤因比原著的历史哲学思想。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曾在西方学术界风行一时，在我国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对汤因比的这部《历史研究》作一番研究。
    一
    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录本中文版，上册，第1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册数页码）。社会是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这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主要观点之一，也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关于历史研究单位的社会，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认为，它是一个整体。汤因比所讲的整体，也不是整个世界，因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即使处于同期的不同地区，也没有多大关系，他举例说：“西欧的封建制度同当时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封建社会现象，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上册，第8页），所以，社会“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上册，第14页）。汤因比的这些论述，具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区别，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规定。历史学和历史哲学是不同的。历史学是按年代顺序来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它虽然也从总体上研究社会历史，但它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来反映具体的历史过程。而历史哲学要横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纵贯古今历史的全过程，在总体上、全局上用一般理论的形态来反映社会历史的进程，因此，它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只是作为局部的民族国家，也不可能只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当然，作为从总体上全局上用一般理论形态来反映社会历史进程的历史哲学，它的研究对象也不能是包罗万象的。但是，汤因比对历史哲学研究对象的规定还不够确切，因此在具体划分社会时，出现了主观随意性。汤因比说：在今天世界上，除了我们的“西方基督教社会”以外，“至少还可以发现其他四个属于同一类型性质的社会：（1）在东南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社会；（2）从大西洋到中国长城以外，横跨北非和中东，而以沙漠地带为中心的伊斯兰教社会；（3）在印度热带次大陆上的印度教社会；（4）在沙漠地区和太平洋之间的亚热带和温带地区的远东社会。”（上册，第10页）这基本上是以某一种宗教的流行区域作为一个社会的，而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历史上既有某一种宗教流行于一些地区的情况，也有在一个国家流行几种宗教的情况，难道还能同时把一个国家分割成几个不同历史研究的社会吗？况且，某一种宗教流行的一些地区内的各个国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如从大西洋到中国长城以外、横跨北非和中东的各个国家，各具有特殊性。在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一至六卷的时候，那里的有些国家还处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有些国家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所以它们根本不可能构成同一个历史研究的社会。可见，汤因比在具体划分社会时，是主观武断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在汤因比看来，社会是个属概念，它有两个种概念，即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汤因比认为，原始社会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社会，文明社会是处于活动状态的社会。他说：“从原始社会变到文明社会这一件事实，原来是包括在一种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当中”（上册，第62页）。于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撇开了原始社会，专门研究文明社会。索麦维尔指出：“汤因比先生的巨著《历史研究》集中地研究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文明社会第一次出现后，人类的历史经验的性质和式样如何的问题。”（上册，见节录本编者说明）这样，汤因比事实上缩小了历史哲学研究的范围，不研究人类历史的全过程，而只研究这个全过程中的一部分——文明社会，从而带上了片面性。
    对文明社会，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又将它分为二十一个（后来是二十六个）单位，如印度河流域文化、古代印度社会、印度社会、黄河流域古代中国文明以前的商代文化、古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等。把印度、中国等文明社会分别机械地割裂成为几个历史研究的单位，有损于从总体上、全局上把握文明社会。文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作为历史哲学家，不能把它支解开来，进行形而上学的研究，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汤因比还在他的论文《我的历史观》中说：“所有被称为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在什么意义上说所有的文明社会是平行和同时代的呢？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有着一定的说明。他说，无论哪一个文明社会都“没有超过第三代”，从它们的时间指标来说还很年轻，同原始社会相比显得很短，它们“仅仅只占人类全部时间的百分之二或五十分之一。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承认，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所有的这些文明社会都可以说完全是同时代的”（上册，第52至53页）。据此，他认为：“无论年表会告诉我们什么，修西狄底斯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已被证明在哲学上是同时代的。”（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9页）这样， 古代印度文明社会和现代印度文明社会、古代中国文明社会和现代中国文明社会等，都可被证明在哲学上是同时代的了。文明社会虽然比原始社会短得多，但这并不能证明古代文明社会和现代文明社会是平行和同时代的。实际上，各个国家的古代文明社会和现代文明社会都是前后相继的不同时代，根本不可能平行发展。因此，汤因比关于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观点，否认了古今文明时代的区别，抹煞了人类社会继往开来的发展，使他原来就支解开了的社会历史，更加支离破碎，成为一些不具有联系和发展的文明堆积。索罗金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汤因比的‘文明’并不是什么‘品种’，而只是一个‘大卸货场’，在这里堆积着大量的不同社会文化体系，其中有许多在它们彼此之间既无可能发生关系的又没有具有意义的联系：国家制度、宗教体系、艺术、伦理、哲学、科学、经济、政治、技术以及许多其它的体系和堆砌体，都象货物一样被‘卸倒’在大片的土地上，又被无数的个人所运输。”（索罗金：《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见《历史译丛》196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