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27大后，苏联开始了旨在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公开性”的改革，以彻底摆脱斯大林和斯大林之后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科学在苏联改革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其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功能，同时也开始了自身的改革。探讨苏联史学改革的原因、改革的实质、改革的途径以及这一改革同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然，无论是苏联整个的改革，还是史学改革都是刚刚开始，对许多问题发表议论为时尚早，但现已提出的问题已引起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学者的重视，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一、苏联史学发展的新阶段
    苏联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举世瞩目，通过改革，“要使社会主义具有新的性质，也就是赋予它第二生命。”“社会民主化是改革的灵魂。”改革“是十月革命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最重大步骤。”①改革的实质“在于过渡到新的质态。我们要在现代条件下恢复为列宁所确定的新制度的面貌，清除各种积垢和变形，清除一切束缚社会发展、不允许社会主义充分发挥其潜力的规章制度，而最主要的是赋予社会主义社会以新的、考虑到当代世界一切客观现实的新质态。”②改革推动苏联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切都在深刻地更新和变化，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几十年来，苏联社会科学研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繁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学术的、理论的和其他的讨论遭到阉割。”因此，社会科学在改革中的主要任务是“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使之具有广阔的天地，彻底消除作为个人崇拜时期特点之一的垄断理论的后果。”③当然，这也是社会科学在改革中能成为一支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的前提。
    上述对整个苏联社会科学的分析完全符合苏联史学的现状。一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如《世界通史》13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2卷、《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和历史问题》7卷、《苏联通史》15卷及一批史学理论方法论专著问世，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在国际史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严重束缚史学科研水平提高的问题。具体地说，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史学研究机构虽然创作了一系列大部头著作，但在许多方面仍有空白，而且出现了一些意义不大的文章和著作。许多历史事件被描述得缺乏特色，周期性地重复历史，重复过去的观点。历史科学内部的分类也已陈旧，不能反映最新的发展趋势。
    2.力图美化事物的真相，掩盖缺点，回避研究或说明某些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对近代史，特别是现代史的许多现象和事件的研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存在片面性；在涉及历史的结论和评价中有不少公式化政治化的成份，其结果是趋炎附势，对历史上特别是本国历史上有过的许多阶段、事件和人物噤若寒蝉。
    3.不重视以创造性的态度去研究方法论问题，没有富有成效的创造性的辩论，使科学失去活力。史学研究没能揭示历史的全部真理，史学界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潜力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理论探讨，没有充分实现应有的思想教育功能，史学著作威望不高，得不到必要的社会反响。
    4.教条主义、繁琐哲学、脱离生活、评价许多历史篇章时表现出片面性和缺乏独立性，在党史研究中尤其存有四个明显教条：其一，党的历史发展无冲突论，仅把党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的胜利、成功和成就，否认在前进的道路上所出现的主观和客观的困难；其二，任何历史人物只要犯有某种政治错误，那么他从一开始就是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是外国奸细、间谍、特务等；其三，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一直不断地自动地增长着，从没遇到障碍，也从没下降过；其四，党的所有文件似乎都是绝对真理、终极真理。
    5.历史科学领域中的许多重要分支，实质上都停滞了，苏联历史科学基本上处于停滞状况，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当代世界水平。④
    苏联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提出克服这些问题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1956年苏共20大之后，《共产党人》杂志第3 期发表社论指出：“社会科学严重地落后了，个人迷信大大阻碍了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书呆子气和教条主义在科学工作人员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沾染书呆子习气的人，不是通过对新的历史经验的概括和对生动现实的分析来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理论，而是搬用那些在改变了的情况下已经丧失意义的引文和原理”。同年5月7—8日，苏联科学院召开科学家积极分子会议，涅斯米扬诺夫院长在题为《从苏共20大的决议看苏联科学院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社会科学各部门工作中的缺点要比成绩多得多”，“在个人迷信的传播方面，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罪过并不比文艺工作者少，历史学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严重。”苏共20大之后，史学研究曾明显活跃起来，但为时不久便停止了。1956年底，《哲学问题》第6期发表了题为《维护思想工作中的列宁的党性原则》的社论，社论在肯定了成绩的同时，对包括史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提出批评，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复杂的理论问题解决得很草率……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斯大林的所有理论，连正确的理论也在内”，“有些批评家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帜，企图诋毁以前的全部理论工作，对这类倾向，对于一切思想上的动摇，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