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历史作为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路的“思想炸弹”，作为推进改革的重要因素，其内容远不限于若干历史人物，其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60年代，涉及到的问题有：十月革命的起因及主观因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非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的研究、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苏联国内战争时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策略、农业集体化问题、工业化问题、非富农化问题、工人阶级农民化问题、工人阶级史问题、30年代清洗运动、二战前后苏美关系、1939.8.23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8.28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1939年苏芬战争、苏南关系、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内外政策、苏阿关系、苏中关系、1968布拉格事件、苏联在欧洲部署SS—20中程导弹、苏联历史分期、苏共历史分期、共产国际的历史问题、世界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的左倾和公式主义、急躁冒进、违背民主原则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等错误……此外，苏波两国历史学家在1987年5月还组成了混合委员会， 就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1920年苏波战争、1938年波共解散、1939—1940年卡廷森林事件等进行调查研究，以求彻底阐明历史真相。
    苏联历史研究引起了除专业史学工作者之外的各阶层人士的关注。已退休的新闻工作者瓦西里·谢里宁对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提出的某些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列宁的政策同斯大林对苏联人民使用暴力、强化劳改营制度、建立中央管制的经济有直接关系。（12）怎样认识这种在苏联从来没出现过的现象呢？苏联历史档案学院院长阿法纳西耶夫回答英国学者乔纳坦·斯蒂尔的提问时认为，“列宁在过去被当成偶象，他总是对的，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他的话没有一句过时。不能再这样继续撒谎下去了。列宁本人常常说起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列宁经常跟自己辩论，寻找答案，以摆脱困境，如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13）
    在当代国际史坛的影响下，苏联史学家近年已开始运用计量方法、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但是，一些处于改革热潮中的苏联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方法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另一种新的方法，即彻底地公开历史真相，包括党的早期领导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历史情况，在此基础上再系统地进行研究。（14）“彻底地公开历史真相”，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既古老又非常新的有歧义的命题。无论是“彻底公开”，还是所谓“历史真相”，这都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然而，这又是苏联史学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种新的历史思维于是应运而生。思维是历史的产物，在任何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到来时，人们的思维将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发生同以往不同的重大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飞跃，同时，新思维形成后对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人类社会的每一件物质产品是思维的结晶，同时每一件精神产品也是思维的结晶。
    讨论指导改革的政治新思维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应该看到政治新思维对历史新思维的深刻影响。当然，这一影响不是简单的指导或被动的接收。基于本文上述对苏联史学研究现状的粗略分析，可看出历史新思维是通过汲取政治新思维的哲学内涵所反映出的当代的辩证思维的基本特征而实现的。具体地说，新政治思维的哲学内涵是革命的、批判性的、创造性的思维。苏联史学研究实践表明，历史新思维的基本特点也正是如此。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苏联史学家、哲学家就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和科学的历史事实的不同内涵；历史认识的层次及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反映和创造功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15）其主要目的是强调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反对盲目崇拜所谓“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在一些苏联学者看来，史料之所以成为史料，其间已渗透了这样或那样的主体意识，史学家只有通过批判性地审视，才有可能在一定的规范和原则的基础上将其进行“创造”，从而使其具有科学的价值，成为历史科学研究问题的前提和依据。不难看出，历史新思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苏联学者20余年来对历史认识问题研究的总结。这些理论已经开始成熟了，它们已不仅仅停留在原则和方法的抽象阐述上，而是在实践中得到了具体运用，并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内容。每一种思维方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并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合。指导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维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现实主义，一切从现实出发，回到现实的世界中来。这样，历史科学最基本的任务便是将苏联史从人为制造的种种历史神话中恢复其本来面目，如果没有革命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的创造性的积极思维，完成这样艰巨复杂的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三、改革要求历史研究面向社会，求真致用
    苏联不少史学家都强调，历史研究要结合现实。正是现实决定了历史应该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但这并不是说，这一问题已得到解决。现在的问题是结合什么样的现实，怎样去结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既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当前苏联社会迅速变化的转折时期，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若要得到充分发挥，必须面向社会，回答改革中提出的问题，要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社会参与精神，彻底结束历史研究只在史学界自我循环的孤立状况。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苏联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强调的“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基本问题”这一主导思想在当前的苏联改革中得到了重新阐释。所谓“真实的完美的历史，不愧为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历史”，“应该阐明数百万人民过去是怎样生活、怎样劳动的，他们信仰什么，阐述胜利与失利、成绩与错误、光明与悲剧、群众的革命热情与违反社会主义法纪和犯罪等是如何结合、同时并存的”。只有这样，才符合“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把历史看作是人民群众活动的结果。这就是排除了片面性的认识历史的辩证观点。它透过复杂多端的现象和种种矛盾观察历史，不去过份地突出某一方面。”（16）
    苏共27大之后，苏联史学界为克服勃列日涅夫时期史学研究的停滞状况，在求真致用的前提下修改了原有的历史研究远景规划，提出以下十个基本课题：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革命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建设史；民族史与当代民族进程；苏联各民族文化史；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史；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少数民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发展的历史道路；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世界文化史。不难看出，这些问题涉及了苏联国内外不少复杂的“敏感”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诚实的学者通过潜心研究作出新的科学阐释和新的理论概括，对这些问题如依然如故，仅靠重复尽人皆知的道理或单纯的罗列事实，不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维是不会得出科学结论的。同时，这些研究课题只有在整个苏联社会不断深入改革的条件下才有可得取得有较高水平的成果。因为历史研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简单的资料积累或堆砌。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综合的产物，它要有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