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改革需要新的历史思维
    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只有真正甩掉历史的沉重包袱，改革才能按既定的方向轻装前进。在苏联，大规模重新评价历史并不是自戈尔巴乔夫开始。早在1956年2月26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时即提出：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即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迷信的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有必要在最近的时期编写出具有马克思主义客观性的党史教科书、苏联史教科书以及有关内战和卫国战争的书籍。此后，《历史问题》1956年第3期、《共产党人》1956年第10期先后发表了《苏共第20 次代表大会和党史研究的任务》和《为创造性的研究苏共党史而斗争》两篇文章，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国内战争史》提出批评。《历史问题》还发表了《论1917年3—4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再论1917年3—4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1917年全俄布尔什维克会议》等论文。文章指出，在以下三方面都是为抬高斯大林而捏造历史的：1.列宁在1917年4月3日由瑞士回国前，斯大林是列宁观点的主要捍卫者；2.斯大林胜利地领导了对科尔尼洛夫进攻彼得格勒的抵抗；3.斯大林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首脑领导了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但是，这种重新评价很快随着布加耶夫《当丧失科学立场的时候》一文的发表（《党的生活》1956年第14期）和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而中止。苏共20大之后，赫鲁晓夫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前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前团中央第一书记科萨廖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俄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克雷普尼克等恢复了名誉。到1956年夏天，有几百万人恢复名誉，从集中营重返家园。①但仅此而已，苏联党和政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所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更谈不到去摧毁产生这些问题的温床。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出席中国驻苏使馆的宴会发表讲话时说：“斯大林的名字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苏联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愿意象斯大林那样，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忠于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事业”。“斯大林在犯有严重的错误，破坏法制时，他依然深信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事业。”⑥不言而喻，赫鲁晓夫基于上述的认识，不可能真正看到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中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缺少应有的苏维埃社会民主”、“偏离了社会主义原则”⑦这些事实，正是这些事实，才导致了斯大林搞个人迷信和违犯法制及30年代的专横及镇压。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局部的改革，那么当前苏联正在进行的改革则是全面的改革，它是苏联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性变革和质的改造。赫鲁晓夫的改革是自上而下通过行政命令推行的，结果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又出现新的个人迷信；而现在的改革则是在广泛展开民主化的进程中进行。民主是改革的主要动力，竭尽一切可能发扬民主是改革不可逆转的保证。这场改革具有全面性，因此，应使每个人去了解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对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承担义务和责任。这场改革还表现出从过去看现在和未来的特点，即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推动改革，决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去算陈年旧账。重新评价历史是改革的客观需要。以下反映苏联官方观点的一些论述很值得人们研究：
    “认真剖析往事，有利于扫清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半是半非，羞怯地回避矛盾，有碍于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妨碍我们前进。列宁说：‘我们的力量，在于讲明是非’。”“苏共领导认为应该老老实实地、坦率地告诉党和人民，我们在政治和实际活动中犯了哪些错误。在经济与社会精神领域中存在哪些不良倾向，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在一些年月里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落后于生活本身的要求，这不仅是客观因素，而且首先是主观原因造成的。”⑧
    “我们今天有时持批评观点回顾自己的历史，那只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考虑走向未来的道路。”“必须本着历史责任感和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过去作出评价。”“现在还可遇到有人企图回避我们历史上的迫切难题，对它们避而不谈并摆出一副姿态——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此，我们不能同意。这是一种无视历史真理的态度，是对违法和专横行为的无辜牺牲者的大不敬。我们不能同意，也是因为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会帮助我们解决现今面临的问题：民主化、法制、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总之，改革的迫切问题。”⑨
    “人们象议论当前问题那样热情地议论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件。这是不足为奇的。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对待、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在人民完成了英雄业绩的同时会发生反人民的罪行。怎样回答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困难的问题呢？这里需要区别社会主义的实质性表现和变形现象，区别什么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什么是由主观原因而产生的。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苏共20大以后没有马上从这些立场出发对我国历史进行有根据的彻底研究。后来，人们也就避而不谈这些问题。然而，思想生活中并不存在空间，它被幼稚的神话，甚至是异已的思潮所充填了。今天，最主要的是为不忙乱的客观的工作创造条件，保证这一工作公开化。这样还可以促使人民积极参加我国历史问题的讨论工作，从而有助于教育人民、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历史观。”⑩不难看出，正是改革迫切需要重新评价历史，这就是说通过重新评价历史认清什么是真正的而不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明确改革的方向和目的，有的放矢地解决改革中的迫切问题。在这过程中使广大人民受到锻炼，提高认识，在公开性的口号下逐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抵抗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并且在今后还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形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意识的能力。
    苏共20大之后，曾有数以万计的无辜的人得到平反。但这一工作到60年代中期即已停止，进行得并不彻底。根据苏共中央1987年十月全会的决议，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全面研究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新的和业已知道的事实和事件，果断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案，被人们称为苏联重新评价历史的里程碑。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定，撤销军事法院以“反苏右倾托洛茨基集团”案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判决。因为这些人的行为没有犯罪成分。经查，对这一案件的事先调查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伪造证据，用不能允许的方法向被告人取得口供。同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还为30年代另外四起重大错案平反，即：1932—1933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上述案件中的四个组织根本不存在，对其指控毫无根据，毫无原则，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留京、叶多夫基莫夫等78人恢复名誉。此外，苏联还重新审理了“工人反对派”的问题，并为已被处死的施略普尼科夫、梅德韦杰夫等成员恢复名誉。苏联史学家认为，苏联官方为这些人平反，是在深入研究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党内斗争史的基础上作出的客观的科学的经过权衡的结论。因此，恢复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是在历史上重新确立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某一阶段上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因此，斯大林及其亲信才可能具有无限权力，镇压无辜和违法乱纪的浪潮才可能出现。在那些年代里形成的靠行政命令办事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危害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11）不难看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是同重新评价苏联政治体制，克服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让人们去思考所以会产生个人专制独裁和实行大恐怖、大清洗的原因，铲除滋生这一切的土壤，与变形的社会主义决裂。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88年7月4日批准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统治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