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道院追随教廷演变为民族国家的异己力量
    修道院组织作为教廷的近卫军，被教皇驱使利用，它们相互支撑，互为援手，组成共 同利益的集团。修院本身拥有政治、经济大权，自成体系，且追随教皇，不受王权管辖 。而君主作为民族的象征，要加强集权必先铲除异己，行使自主权，岂容教皇及其势力 干预本国内政。随着城市的建立和王权的加强，世俗君主与作为西欧统一组织最高首脑 的罗马教皇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修道院作为教廷的同盟或下属，势必要受到殃及和 打击。
    按照法国著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基佐的观点，教会在11世纪中转入了它的第四种状态 ，即神权政治或修道院式的教会。[14]（P113）也就是说，这时期的罗马教廷就是建立落 实在修道院的基础上的，几任教皇都出自于修院。时任教皇格列高利7世的主导思想， 就是由教士掌管社会，教皇掌管教士，一个庞大正规的神权政府掌管欧洲。[14]（P166） 这样一来，教廷与修道院相互勾结。处于主教区划之外的修道院，不受教区主教的管辖 ，甚至修道院僧侣与教区僧侣之间为了争夺地产和什一税的征收权，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什一税本来是由主教征收的，所得进款也被严格分配，其中1/4归主教，3/4是指定作 为维护和修建教堂，维持教区教士的薪给和救济穷人。但后来，由于什一税是加在土地 上的，像其它不动产那样也封建化了，很大一部分被拿去用在世俗和封建的目的上。为 此修道院僧侣开始抗议主教对什一税的垄断，要求分一杯羹。在争论中，寺院通常可以 从教皇那里取得一张免除主教管辖权状，给予它们征收自己的什一税之权。当然，这种 作法对双方是互利的，为此项恩典教廷可以勒索修院大量的酬金和年贡。此外，在寺院 改革时期，许多修院直接隶属或依附于教廷，像10世纪所建的克吕尼修院，作为直接依 附于罗马教廷的使徒财产，正式地排除了无论是国王、主教或者是宫廷的任何介入，这 种特权成为其改革后修道院的模式和理想。这样从一开始，在教皇与修道院改革者之间 ，便建立了一种联盟。[11]（P139）至于后期兴起的托钵僧派修会（Mendicants），则是直 接听命于教皇隶属于他，而他的保护和庇佑也使它们对他忠心耿耿，在多方面为他出力 。[15]（P198）托钵僧一般都在城市内建立寺院，他们藐视赠予，只依靠施舍过活。12世 纪后期城市生活飞速发展，“异端”思想在自由民中找到肥沃的土壤。
    罗马教廷通过各种途径削弱主教的权力，其中就包括使修道院脱离主教的控制，鼓励 托钵僧抗拒教区的教士等等。宗教改革是要以国王取代教皇成为民族教会的最高领袖， 而修道院则是教皇势力的桥头堡。由于经济利益的不同，教会内部分裂为不同政治倾向 的集团。当新的民族君主国兴起，并且愤怒地反对教皇要求超越国家至上的世俗主权的 时候，“僧侣们向罗马教廷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当主教和世俗僧侣反对罗马教廷集 权的时候，寺院则成为拥护教廷派的集合所，它们的同情与反感完全和罗马相同，而它 们的民族精神则烟消云散了。[7]（P254）因此，在教皇和国王发生冲突时，国民站在国 王方面，而僧侣站在教皇方面。“1531年，当英王亨利八世宣布自己成为教会的牧首时 ，除了修道院的僧侣几乎无人反对。”[16]（P184）修道院表现出了更多的教廷精神。在 经济上，僧侣们不向国家交一便士的税。相反，却将大批财富年年送往罗马。因而，整 个社会从上到下对修道院的地位、权势与财富都颇有微词。
    由于修道院成员是教会中顽固的保皇派，国王势必要摧毁它。因为它与宗教改革建立 民族教会的精神背道而驰。“只要修院存在，新宗教、宗教改革就不可能向前推进。” [17]（P201）当城市兴起、王权壮大以及二者的结盟，构成了打击摧毁修道院经济势力的 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