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道院的财产成为世俗凯觎的对象
    几乎所有的新寺院团都诞生于改革的时代和复兴的运动中，如中世纪经济史学家汤普 逊所讲“新寺院团无例外地是为了革除旧寺院团的积弊而建立起来的，修道制度的历史 是一个腐败和改革的长期记录。”[7]（P208）克吕尼派在10世纪曾接替本尼狄克派，西 多派在11世纪接替克吕尼派，同样西多派在13世纪也随之被方济各（Franciscans）和多 明我派托钵僧接替了。而后不久，托钵僧对于财产和留恋产业的轻蔑态度，变成了一个 伪君子的形象，“丧失了它们过去的价值而可怕地堕落了。”[7]（P259）这些修道团体 ，虽然它们往往有助于解除社会的某种弊病，但它们后来却制造出新的弊病或重复旧的 弊端。从克吕尼派和教皇格列高里改革起，修道院日益摆脱了主教和世俗的控制，使寺 院组织危险地脱离了国家而独立，并对民族主义和君主政权起着对抗的作用。修道院一 般都履行赈济、慈善、宗教服务等一些社会功能，而到了中世纪的晚期，其作用已大大 削弱，萨维纳统计了200多所英国的修道院，认为修道院用于慈善赈济的支出还不到修 院总收入的3%。[18]（P264）在这样的情况下，寺院比起世俗僧侣，无论对国家或对社会 ，较少实际利益。正像西方文化史大师布克哈特谈到的“修道士变成了一个最不受欢迎 的阶层，按照人们所愿意得出来的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他们被认为是修道院生活、整 个教会组织、整个教义体系和整个宗教没有价值的活的证明。”[19]（P449）“这个由修 道士建成的通天塔，在建造者的世俗社会邻居的心中引起的贪欲，达到了再也不肯袖手 的程度，掠夺寺院就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来源之一。”[13]（P102）
    在英国，从14世纪初开始，国王政府不断采取措施，阻止英国的财富经由教会系统流 出到国外，1307年的卡莱尔议会法令，禁止“处于国王司法审判权之内”的修道院，把 钱财输往设在海外的母院。[18]（P96）而在苏格兰，在詹姆斯4世的继承人统治下，王族 和达官贵人对苏格兰教会的夺取有增无减。当宗教改革运动到达苏格兰的时候，已经没 有必要去正式解散修道院，因为实际上留待解散的修道院连一个也不存在了。[20]（P18 ）在意大利，很多修院土地被以很低的租金租了出去，而租用这些土地的权贵们再以有 利的条件转租出去，转租的利润高达700%，比商业的利润要大，而且可靠得多。[20]（P 19）然而，对修道院的剥夺，最典型的莫过于英王亨利8世，“亨利是一个先驱者，他第 一次向世界表明，在教会失势的当中，国家的权力能是什么。”[12]（P81）宗教改革开 始以后，为了与罗马教皇决裂时获得议会的支持，亨利8世不好再从议会征税，国库又 十分空虚，于是他便把目标对准了拥有庞大教产的教会修道院，“对修院进行掠夺，是 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21]（P371）当时的英国修道院拥有大量的财富，亨利8世 即位之初，修道院年收入的总和为165500英镑，它也是英国最大的地主。[17]（P24）通 过解散修道院，国王瞬间暴富，取得解散修院的财产从1536-1547年，每年约为140000 英镑，王室的固定收入在1530年，每年约为100000英镑，10年后增加到每年约为220000 英镑。[22]（P42）
    综合上述分析，西欧中世纪晚期修道院经济的崩溃，主要是由于这样几个因素：以封 建自然经济的庄园制生产为基础，在商品经济盛行的条件下，随着庄园制的解体而瓦解 ，修道院随着自身财产的扩大而日益封建化、世俗化，与其神圣的职能脱节，为此失去 人们的信任与支持；与教廷的密切关系，使其在宗教改革的年代，成为民族国家打击的 目标；再就是修道院的巨大财富，成为世俗觊觎的对象，尤其在历史迈入近代世界的当 口，矛盾就更为突出。客观讲，修道院经济与公众形象的由盛而衰，是中世纪社会发展 和精神状况的一个自然的反映，我们谴责它宗教与世俗权力的结合，但在封建时代这是 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如享誉西方的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言：“每个时代的教会都 曾发出对堕落的僧侣胡作非为的指控，他们已全忘了自己寺院的宗旨，一心追求他们曾 发誓弃绝的尘世肉欲的欢乐，并可耻地挥霍他们守身如玉的创始人辛苦积下的财富，他 们这种从如此痛苦和危险的苦行生活，走向犯下人类普通罪恶的极为自然的堕落，也许 并不能引起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人的悲哀或愤怒。”[23]（P125）任何一种体制或制度， 如果它不反映时代的统治思想，其组织不体现时代的风尚，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从修道 院制度几百年的历史看也是这样，它所面临的许多方面是同它的理论和理想相抵触的， 修道院制度的成功与失败，与它时代的制度与文明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