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工业革命是一次社会大变动，但它也带来许多新问题。
    首先，工业化使人变成机器的奴隶，造成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大贬低。人支配自己劳动 的时代过去了，工厂制定统一的作息时间和规章制度，机器则强迫人按照机械的节拍从 事劳动。劳动被剥去一切“创造”的伪装，变成赤裸裸的谋生手段，因而变得枯燥无味 。如果说在工业革命前一切能工巧匠都能和诗人一样争夺“艺术家”的桂冠，因为他们 的产品都是“创造”的成果；那么现在，“劳动”意味着机器操纵的体力劳动；诗，则 是悠闲的标志，是智慧的结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尖锐对立，而以体力劳动者的被牺 牲为代价。
    城市化使城市人口膨胀，住房紧缺，环境污染，卫生设备差，犯罪率高，道德水平降 低，人际关系冷漠，两性关系随便，贫民窟的居住条件难以忍受……所有这些弊病使人 们回想起田园诗般的“快乐的英格兰”，尽管这“快乐的英格兰”从来只存在于人的幻 想之中。于是，人们对城市化的指责接踵而来，城市被说成是万恶之源。虽说对城市的 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在诸多的城市弊病中，有些是属于新文明诞生时的阵痛，如住房 问题；有些则属于初次推行工业化因没有经验而造成的差错，如城市缺乏卫生设备等。 但无疑地，社会下层是承担这些灾难的受害人，城市化至少在形成初期降低了劳动 人民的生活质量和道德水平，它当然也是以劳动者的被牺牲为代价。
    更严重的是，工业化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却扩大了财富分配中的不合理，使贫富不 均极为严重。这种情况是由英国的工业化道路所造成的。在英国工业革命中，“自由放 任”是基本的国策，根据这种方针，政府只负责处理政治事务，经济问题则应当尽量不 去干预，任其自由发展。当一个国家以家长制方式进行管理，政府事事插手时，提倡“ 自由放任”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松绑，让工业得到自由发展。但英国人把这种 政策实行得太彻底了，结果，国家对一切经济问题袖手旁观，而不认为应该对社会每一 个人的生存负责任。于是，生存被看作是纯个人的事，是每个人自己的经济活动，它既 不需要别人干涉，也不允许别人干涉。富人的财富是不可侵犯的，穷人的贫穷也同样不 可侵犯；富人的富裕是合理的，穷人的贫穷也同样合理。国家对一切都听之任之，一切 都在自由竞争中自生自灭。社会就好象大自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英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首先，国家完全不参与经济活动，让经济在“自然 状态”中自生自灭，结果加重了经济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当经济繁荣时，没有某种机 制可以阻止其过快的发展；当危机发生时，又没有某种调节的力量可以缓解它的危害， 以致造成巨大损失。危机与繁荣的周期震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 说，也是国家放弃执行经济职能的必然结果。
    其次，国家放弃对分配的监督保护作用，促成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赤贫。工业革命必 然造成某些阶层（或集团）地位上升，某些阶层（或集团）地位下降，某些阶层（或集团）甚 至受排挤，生活来源受到威胁，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实行工业化时，都是可能发生的事； 即使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也还会碰到类似问题。 如果国家能作为一种超社会的力量对分配加以调节，本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工业 革命时的英国政府恰恰不愿意这样做。英国本来有国家干预分配的传统，教区负责救济 贫民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当工业革命企图用“自由放任”打破传统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束 缚时，它将国家的积极作用也一同否定了。其结果，就是听任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悬殊过 大，贫富不均过于严重，甚至产生严重的贫穷现象。当然，这又是以劳动者的被牺牲为 代价。
    工业革命中产生的种种弊病，归结起来都造成同样后果，即拉大了社会上层和下层间 的贫富差距，使许多人享受不到工业革命的成果，在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却出现难 以置信的贫穷问题。社会必须对此找出补救的方法，否则将影响到工业社会本身的合理 性。可见，面对工业化的巨大变革，社会能否有某种调节机制，自我适应，自我完善， 去伪存真，弃恶扬善，这不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存问题，而且决定着现代化能否顺利 进行。
    所幸的是，英国社会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它不仅能调节自身的结构，使之适应工业 化带来的社会变动；它甚至能促成新的变动，成功地解决了劳动者被牺牲的问题。在这 个过程中，它改造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蕴育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福利国家。
    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国家从不干预到干预再到承担责任几乎是质的转变，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完成。前面已经说过，“自由放任”是对传统社会束缚人的创造性的一种否 定，社会若没有这一进步，便不可能容忍对传统经济结构的任何突破。但新的社会问题 表明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一切弊端正是出于“自由放任”，因此不进而再否定这个原则， 新社会本身就难以维持。
    起初，“自由放任”是资本主义的金科玉律，它伴随英国渡过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 时代。在这段时期，谁反对“自由放任”谁就会被视为异端，为社会的主流所不齿。但 这也是贫富不均最严重，社会冲突最尖锐的时期，劳动者的苦难最深重。我们看到在这 一时期，工人阶级的活动最活跃，他们要求否定“自由放任”，要求社会承担对每一个 成员的生存责任。到19世纪下半叶，资产者也开始怀疑“自由放任”的合理性了，他们 中的有识之士觉察到贫穷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开始鼓吹国家干预财富的分配。这种观 念上的变化是意义深远的，因为资产者是社会的主导，正是他们在工业革命中坚决维护 “自由放任”的原则。
    经过工人阶级长期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持久宣传，国家干预的原则逐渐被 社会接受。1909年，自由党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人民预算”，第一次按财产的多 少制定税率。它还对大地产征收特别税，从而剥夺最富而人数最少的一个阶层的超额收 入。这些税收被用来支付新开办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用富人的钱来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 穷人。自由党还在某些行业实行最低工资制，并开始引进社会保险制度。“人民预算” 是国家干预分配的开始，这以后分配领域发生重大变化，在此之前，在整个19世纪，全 国工资总数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8%左右，利润和利息在39%上下，地租收入 则在10%-13%之间。这三种收入反映着社会三大阶级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不同地位，若 考虑到工资收入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分配之不公正就可想而知了。国家 干预分配后，工资的比例明显增加，1920-1929的10年间达到国民收入的59.7%，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增长更快，1950-1959的10年间达到72.4%，而地租和利润的比例则下降 到4.9%和22.7%。
    国家干预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累进所得税。根据1973年的法律，对个人收入的最高抽税 率可达83%，此外，因投资而取得的收入超过一定数额后还可追加15%的税，从而使某些 收入的征税率高达98%，实际上是将这部分收入全部没收。这些手段大大缩小了收入方 面的差距，根据1970年代的统计数字，在全国21000万纳税人中，每年大约有21000人的 收入超过20000磅，13.5万人的收入超过10000磅，而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间相差160倍 ，这个差距肯定是相当大的。但在交纳累进所得税之后，这些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大为变 化，其中只有21000人超过10000磅，30万人超过5000磅，多数人的收入都在1500--50 00磅之间，收入方面的不合理显然已大大减少了。[2]（第三编第一章）
    不仅如此，国家还从税收中拿出大量款项补助失业者或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使他 们也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1975年英国政府将45%的预算用于各种社会服务（包括社会保 险费25亿英磅，占国民总产值的8%）。用这种方法，英国努力克服由工业革命造成的严 重两极化，企图做到：若不能在财富的分配上达到均等，也要在生活物质的分配上尽量 做到合理，使每一个人能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这一点，可以说基本上还算成功的。
    在这个基础上，从1946年开始，英国实行福利国家制度。这种制度的实质在于：国家 对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承担责任，把调节分配取得的收入用于全民（主要是 收入低的人）的福利。这以后，一系列议会立法把每个英国人置于“从生到死”的国家 保护之下，过去由贫穷、失业、疾病等等造成的威胁，现在已降到最低限度。一切人都 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有接受教育、接受医疗、接受失业救济的权利。经过近二百年的摸 索、变动，福利国家政策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分享社会富裕的成果了。
    现在，在物质的享受方面，贫和富的差别已主要不在“量”上，而是在“质”上。当 国家能用政治的手段调节分配，使大家都有恰当的居住空间和足够的衣食物品，能享受 新出现的娱乐活动甚至现代的休假、旅游等等时，若富人家悬挂价值连城的毕加索原作 和穷人家挂一张原作的印刷品，对于生活来说，这种区别的实际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福利国家的形成不仅否定了“自由放任”的原则，而且从根本上修正了资本主义的价 值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人们承认，为社会的正义、安宁和稳定，私有 财产是可以调节的，而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执行这种调节功能。福利国家的出现不 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新变动，还意味着社会基本价值的再次改变。私有制和 国家的含义现在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源出于社会适应的需要--为适应工业革命 造成的巨变，社会作出了更多的变动。
    变动要求适应，适应引起更多的变动，这正是一次成功的现代化所必需具备的条件。 英国的成功得之于它灵活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同利益的要求可以很轻易地表 达出来，而一旦这些要求表达出来，社会便会协调它，使之得到部分或全部的满足。资 产者曾通过“自由放任”表达自己的要求，当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时，工业化改造了传统 社会。然而工业化使劳动阶层受到损害，他们通过长期的斗争表达了他们的要求，当这 种要求充分表达时，社会便及时调整，使工人的利益也得到关照。不同利益的冲突及协 调最终导致福利国家，而社会的适应机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得到发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