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
    20年代是胡适一生中参与社会政治最积极、热情最高的时期，也是他批评政府最厉害的阶段。有学者注意到，就在他积极议政的时候，对学术的追求反而有谋求纯而又纯的倾向（注：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过后学术价值的追索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大趋势。美国学者史华慈就认为五四的后果之一，是“新传统主义”的出现，他把它定位成“文化民族主义”（注：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八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学衡派”，还是梁漱溟的“新儒家”以及梁启超的“东方文化派”，已经绝然不同于晚清“国粹派”，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省，也都是在承认其“民主”与“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批饱学之士的汇聚以及渐成气候，更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学术价值的重新认定，影响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价值取向。在思想家鲁迅看来，激进如钱玄同、刘半农者，都从思想前沿退步了（注：参见如《趋时与复古》及《忆刘半农君》，载《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卷第593-595页，第6卷第74-77页。）。而实际上无论从学者本身对学术境界的追求及其学术要求的自然发展，还是从年龄上（他们都在步入中年）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中书生气十足的一批，的确也到了确立自身学术地位，生产学术成果的时期。因此，他们想在学术上做点“实事”也在情理之中。
    但与钱、刘不同，胡适对政治始终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加之他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间的巨大差距，特别是在胡适这样的进化论的信仰者看来，代表新兴力量的国民党政府的思想专制和传统至上主义无异于历史的倒退，这都是促使他起而议政的重要原因。20年代的最后两年，时居上海的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可谓严厉，先是《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也不易》斥责国民党的党治专政，思想专制；接着是《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在指出国民党的保守、复古之后，断绝了与国民党的思想渊源。1929年他为中国《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就力主西化，反对折衷思潮（注：参见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369页。）。而1934年5、6月间连续三篇论述“信心与反省”的文章里，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把一些道德看作世界公有道德等等，坚持的依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西化派的基本主张（注：分别见《独立评论》第103号、第105号、第107号。）。如果把这时期的政论与他的学术论著相对照，二者的反差是比较明显的。《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七章“儒家的有为主义”完成于1930年8月30日，与上述的《文化的冲突》相比，它的理性色彩相当浓厚。如其中写道：“儒家的特别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国家。孔子的栖栖皇皇，‘知其不可而为之’，便是这种积极精神。孟子引旧记载，说‘孔子三月无君则吊，出疆必载质（贽）’。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何等的气象！……儒家在那列国对峙的时代，可以自由往来各国，合则留，不同则去，故他们还可以保存他们的独立精神和高尚人格。”（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而与“信心与反省”写于几乎同时的《说儒》（注：见《我的歧路》，载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429页。）对孔子的赞颂以及对儒家历史价值的肯定，也与“信心与反省”里只承认中国传统固有文化“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组织”、“宗教最近人情味”等三项优点，对传统的大加抨击的话语相抵牾。但这里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学术态度与现实态度之间的裂痕，因为尽管胡适在《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七章以及《说儒》里对孔儒不乏赞颂与肯定，但这种肯定与赞扬主要是从胡适的理解出发的，如进取，如存疑，都是胡适实验主义所坚守的原则，他更多的是从孔儒那里发掘现代性或曰现代价值，与纯粹学术研究所要求的“了解之同情”并不完全吻合，他所评判孔儒的依据也是“现代的眼光”，并非全在于历史的理解。如果考察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诸位健将的言论，也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思想中，历史的肯定与现代价值相比，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但胡适的学术态度中，希望沟通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这时候胡适追求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读书人潜意识中的自我维护，心理上的自我补偿的表现，那么在意识层面，他则全然不顾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的分裂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胡适解释他出而议政的行为时，谈到他是被“逼出来的”，只是“忍不住的新努力”，但也强调这是秉承一贯的实验主义的结果（注：见前引《我的歧路》。）。这虽然不乏自我申辩的意味，但也反映出他对其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可能增大的分裂没有明确的预见。查胡适当时的日记，不难看到，他一方面是在积极议政，另一方面也时时不忘情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二者并行不同轨，却仿佛可以无限地延伸。在他议政之初，毛子水以及后来的周作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与提醒，胡适表面上确有“后悔”之意（注：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册第298页及上册第542页。），但内心里却也存有自己固执的看法，他在致傅斯年的信里，就透露道：“很少人能赏识我的政论，我却自己很得意，所以编《文存》二集时，把《努力周报》的长短政论都收进了”（注：《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于是他一路往下去，而不曾有回头的时候。
    很难说“全盘西化”论就是1929年胡适提出的，虽然后来在与陈序经的争论中，胡适两次提到他早在1929年的《文化的冲突》中，就率先提到“全盘西化”，但此言也主要是胡适倚老卖老的心态的表露。因为如若不是潘光旦的翻译与书评，“全盘西化”一词大约只等同于“全力西化”，而即使有了潘的书评，胡适的这篇英文文章在国内知识界也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过，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分裂的角度看，胡适的议政，他的文化时评，最终走向公开赞同“全盘西化”论也是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