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实态度与“全盘西化”论辩析
    胡适首次公开表示赞同“全盘西化”论是为其主编的《独立评论》142号写的《编辑后记》里，同一期上就有鼓吹“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的文章《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对照胡适“后记”与陈序经文章的内容，不难看出，胡适的表态显然是面对陈序经“逼宫”后的一种本能反应。随后他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注：见《独立评论》第145号。）则是《编辑后记》的一个展开，同样是针对陈序经指认他为“折衷派中之一支流”的反弹。有此前提，胡适文中的阐释不免情绪化，也不免以主观认识去度他人观点，并且与陈序经一样指责“中国本位文化派”是回到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而正是这后一点，最让“中国本位文化派”及支持者不满。与胡适关系良好的何炳松就“觉得胡先生这篇文字，有的出于他自己的误会，有的根据他自己的主观，都大有讨论的余地。”（注：《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载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龙文书店1935年版，第61-67页。）而另一位李绍哲则说得更加直截，“胡氏的怪诞论调是：以为‘一十宣言’，‘是保守心理作怪’，而‘托庇于折衷调合［和］的烟幕弹之下’‘主张复古’，对于宣言里最重要的‘不守旧’，‘批评态度’，‘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几点都一概抹杀。”（注：《全盘西化论再检讨》，同注（19）书，第86-90页。）但有意思的是，到以后为持续将近一年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作结语时，陈序经正是对胡适的《编辑后记》、《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深表认同，他承认他把胡适当作“折衷派中之一支流，那是在胡先生在《独立评论》一四二号所写那篇《编辑后记》之前。而“在胡先生写了那篇《编辑后记》之后，以至他在天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廿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所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此标题有误，应同上述--引者），以及其《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都可以说是不以折衷为目的。”（注：载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29页。）而且在这时的陈序经看来，胡适对他的声援让“全盘西化的主张增加不少的声势，引起热闹的讨论，使全盘西化无论在理论上在名词上更加得到人们的同情与采用”（注：载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上述事实表明，胡适此时公开表态赞同“全盘西化”具有明显的偶然性。但不能排除其中所含的必然性的因素。换言之，胡适的“现实态度”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应该看到，胡适赞同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也是由于他们的思想中确有相互啮合之处。在文化出路探讨的大方向上，在主观的愿望上，在对西方的认识上，也包括对现代化的欲求，对文化更新、创造以及内含的世界主义倾向方面，他们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但作为现实态度一部分的胡适的西化论却远没有陈序经那样“单纯”，它自身存在着不少矛盾交错的层面。对现实中国民党政府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及思想专制政策的不满，就是他出而赞同“全盘西化”论的一个原因。这一点，从他极力抨击国民党政府“尊孔读经”的言论就可以得到证实。可同样是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写于30年代初的《建国问题引论》（注：见《独立评论》第77号。）中，却根本看不出“全盘西化”的任何影子，相反倒很有些“中国问题”意识与辩证思想。如果说，学术态度上的胡适是实事求是、前后基本一致的。在现实态度上则是不稳定的，有所变化的。恐怕这只能归因于现实态度本身的特性。因为现实态度的关照点是现实，因而就要受到现实状况以及自身对现实状况判断的制约（注：参见拙文：《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现代思考》，载〔南京〕《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在胡适的现实态度中，当然不能排除大原则以及内在思想的一致性，但外在形式上却往往相互交错。这主要是他对待不同问题有着不同的说法，针对性、侧重点不同的结果。胡适既然要议政、作文化批评类的时论，就必重现实，而30年代现实中的折衷思潮在民族主义背景中的又一次兴盛，在他看来实质上就是复古，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折衷乃复古的代名词。这也是他不能容忍陈序经把他列为“折衷派”而奋力指责“中国本位文化派”的折衷倾向的原因。因此，说胡适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折衷派的不满，而潜台词也还是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思想政策，应该合乎情理。胡适的现实态度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有时言词不免过火，不免情绪化而显得比较随意。就胡适性格而言，这也与压力越大反抗越大的规律有关。性格上以温和、容忍著称的胡适，有时不免“率性”（注：参见罗志田：《“率性”与“作圣”：少年胡适受学经历与胡适其人》，载《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他在给周作人的回信里就说到“若到逼人太甚的时候，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那就更糟了。”（注：参见前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42页。）
    胡适现实态度里的西化倾向是一惯的，他也是典型的西化派。在现实态度的层面上主张西化也并非胡适独有而是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的共识，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里就以买卖为例，说明了他们矫枉过正的策略（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43-445页。）。这一点在胡适，就是他多次提到的所谓“自然折衷论”。但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他们内心里都不相信最终的结果是“全盘西化”，这也是他们大胆鼓吹西化的原因所在。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一代的矫枉过正的策略与陈序经的全然笃信，鼎力从文化理论上去证明的“全盘西化”论，差距看起来主要在对最终结果的认识上，但细究一下却不那么简单。我不同意那种观点，即认为胡适的“自然折衷论”是有理论基础的。即使有理论也主要反映在他对文化概念的认识上，与文化学上的“涵化”理论，也仅仅是暗合。从胡适20-30年代的文化时评、文化批评类的文章看，他并没有运用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而更多地是从经验出发的，在上面提及的评折衷派或与陈序经争论的几篇文章里，他都谈到日本的“全盘西化”经验或可为证。不过，胡适与陈序经都相信思想文化对社会改造、社会变革的作用，这个信念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一代来说也并不因新文化运动的结束而淡漠。1932年胡适在《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里就认为，建设时期中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则一切建设皆无从谈起。而要进行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须予人民以思想自由（注：参见曹伯言等编：《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406页。）。到1935年，他又重新阐述了同样的意思，认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注：参见曹伯言等编：《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477页。）看重思想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就必然要加以鼓吹。在此问题上，新文化运动一代的精英意识是比较明显的，换言之，他们对文化人在思想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以及领导作用的固有认识又一次左右了他们的言行。胡适不是没有这样一种理念，即文化发展总体上是具有客观性的，“没有一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但他也不排斥人为的主观作用。不过他论述主观作用时所使用的具体话语也颇耐人寻味。他指出：“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注：以上均见《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而文化演进在“大趋势，大运动上都是理智倡导的结果”（注：《答陈序经先生》，《独立评论》第160号。）。“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注：《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当然如果我们是站在现实态度的立场上，也不难读出其中所含的深意，这就是，（一）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保守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效果，它不合文化演进的规律，是不可取的；（二）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大运动”，其话语权力在于文化精英那里，而文化精英在面对浓厚的传统羁绊，应该“拚命走极端”才能最终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轨道。不过，30年代的中国已迥异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现实的两重性相当明显，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国内民族主义意识日渐高涨（注：参见拙文：《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现代思考》，载〔南京〕《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一代文化精英中有的早已失望地“闲门读书”了（如周作人），像胡适这样的坚守者也很难再有一呼百应的效应。关于这一点，胡适自身也十分地清楚，他说过：“我在这十年（指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引者）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注：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册第297页。）那么，在这样心情颇为失落的情形下，胡适的一时走极端，声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也就非常的自然了。但由于其学术态度的制约，胡适的这类“率性”往往也会有所收敛，并且在自觉不自觉中作出调整。从赞同陈序经“全盘西化”论到回归“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充分世界化”庶几可作如是观。
    总之，胡适在30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主张，只是他的现实态度的一种表现，并且有其具体语境，抛开这个语境去谈论他“是”或者“不是”“全盘西化”论者，都是没有意义的。至于不顾学术态度与现实态度分裂并存的状况，去证明胡适的“全盘西化”与否，那只能算是“一叶障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