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代藩镇时代的前线军事指挥系统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边疆的节度使就已经从一个前线军事指挥机关变成了一个边境地区的庞大军区组织。安史之乱以后，全国都设立了藩镇，并且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区。由于他们都兼任所在地区的观察使和治所州府的行政首长，因此，藩镇是一个军事和行政高度合一的军政单位。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设置了一个军事统帅职位——天下兵马大元帅。元帅的称号，唐代前期就已经有了，李渊起兵太原，置左右领军大都督，各总三军。建国后，武德元年（618）6月7日，秦王李世民出任西讨元帅，领八总管兵迎击来攻泾州的薛举。武则天时期，也曾任命亲王为元帅，统兵抵御突厥的进犯。但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则是战时中央最高司令官。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于范阳，玄宗幸蜀，马嵬之变后，玄宗发诏令，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把全国划分为四大作战军区，各以亲王为节度都使，担任战区最高军政长官。即：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区，以李亨兼任节度都使；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区，以永王李磷为节度都使；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节度区，以盛王李琦为节度都使；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区，以丰王珙为节度都使。以上大体可分别称为华北节度区、华南节度区、中原节度区和西北节度区。
    为了统制这些作战军区，玄宗任命李亨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在至德元年（756）七月丁卯。但由于七月甲子，肃宗就即位于灵武，所以玄宗任命的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也就没有了着落。根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的记载，至德元年九月，肃宗即位后的两个月，肃宗曾经与他儿时的密友李泌讨论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任命广平王俶 “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到大历八年（773）罢天下兵马元帅，这个临时的全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存在了18年。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设副元帅、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行军司马等高级官员。肃宗时的天下兵马元帅府设在禁中。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宦官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注：《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说：“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这个太子应该是代宗李豫（原名俶），但是据《通鉴》卷二二○，肃宗立太子在乾元元年（758）十月（《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作乾元元年四月，《唐会要》卷一《帝号上》谓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五月十九日册为皇太子，十月五日改名豫，当以“会要”为是），较肃宗设天下兵马元帅府迟二年，李辅国判元帅府司马不会晚到此时。估计元帅府设立之初，即代宗以广平王为元帅时，李辅国已经为行军司马。）。长史与司马的关系不清楚。根据司马光的记载：“置元帅府于禁中，袝入则泌在府，泌入袝亦如之。泌又言于上曰：“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尽所怀；万一小差，为害甚大。乞先令与臣及广平熟议，臣与广平从容奏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许之。时军旅务繁，四方奏报，自昏至晓无虚刻，上悉使送府，泌先开视，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门通进，余则待明，禁门钥契，悉委袝与泌掌之。[7]（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九月，p.6997）”这条材料说明了元帅府工作的重要和繁剧。前线各地作战将领向元帅府反映军情、请示汇报军务，都由元帅和长史先行研究，然后奏请皇帝批准。但是，至德二年九月，长安收复，行军司马李辅国“请取契钥付泌，泌请使辅国掌之”，得到了肃宗的首肯[7]（卷二○二，至德二载九月，p.7035）。胡三省注说：“宫禁之权尽归之矣。”这时候，李泌坚决要求归山。辞去了元帅府行军长史的职务，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李辅国作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实权的。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记云：“行军司马，掌弼戎政。居则习弔狩，有役则申战守之法，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这段话指出了行军司马的三方面职权：平时的军训，所谓“居则习弔狩”；战争状态下决定进攻和防守的法则，所谓“有役则申战守之法”；此外还主管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军队名籍等军事行政工作，所谓“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总而言之，行军司马辅佐元帅处理一切军务，这就是所谓“掌弼戎政”的含义。李辅国担任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所以才能够专权，史称：“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当李辅国察觉肃宗听从李岘的建议，对他有所压制时，李辅国主动提出“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即太子詹事[7]（卷二二一，乾元二年四月，pp.7073～7074）。乾元二年（759）七月，由于张良娣的阴谋，突然任命赵王李係为天下兵马元帅。但是，李係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仍然在李辅国手中。所以李辅国为张良娣所嫉恨。宝应元年（762）四月李係被杀，代宗即位于肃宗灵柩前，任命王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仍然以李辅国为行军司马。六月罢辅国兵权，命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史称辅国由此“失势”[2]（卷二○八，《李辅国传》，p.5882）。
    药子昂实际上并没有接任行军司马的职务，而是“固辞，乃以命（程）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ｂīｎ⑩国公，尽总禁兵”[2]（卷二○七，《程元振传》，p.5861）。宦官程元振为元帅府行军司马而尽总禁兵，透露出这一职务的重心在向典掌禁军的方向发展。广德元年（763）十月，代宗以宰相元载判天下兵马元帅行军司马，[5]（卷一一，《代宗纪》，p.273）改变了宦官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局面。
    元帅府的重要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除长史、司马外，至德二年四月，肃宗又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7]（卷二一九，至德二载四月，p.7022）。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地区性的兵马副元帅。如，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为河东副元帅，十二月又加郭子仪关内、河中副元帅；同年五月则解除了仆固怀恩河北副元帅和单于、镇北副元帅的职务，同年七月，李光弼死在河南副元帅任上[5]（卷一一，《代宗纪》，pp.275～277）。这些地区性的副元帅，是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统帅某一战区全体作战部队。如肃宗上元二年（761）五月，李光弼复为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7]（卷二二二，上元二年六月，p.7114）。也就是说，李光弼坐镇临淮，可以指挥和调度上述八个藩镇派到河南战场的军队。
    但是，副元帅对于前方将军的节度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各个节度行营的军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乾元二年七月，肃宗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八月，光弼等九节度使围困安庆绪于相州，光弼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所以史称相州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军没有统帅。时朝廷罢郭子仪兵权，任命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河东兵马副元帅[5]（卷一一一，《李光弼传》，p.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