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以后，朝廷设置左右神策中尉，掌管中央军权，除了唐末昭宗一度以辉王为元帅外，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元帅一职不复出现。地方上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和行营都统等职。[13]都统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方面军政长官的称号。乾元元年（758）十二月，户部尚书李峘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史称这是都统名官之始。上元二年（762），李若幽除户部尚书，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九节度行营兵马都统处置使[8]（卷七八，《诸使中·都统》，p.1685）。从这些官名看，它的职权几乎与方面副元帅没有差别，只是任官者军事资历比较浅而已。
    安史之乱期间，在设置都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方面副元帅，二者的统属关系不太明晰。安史之乱以后，凡调发诸道藩镇军队作战，大体都要由中央任命一名都统，节制诸道节度行营兵马。如建中元年（780）十二月，以汴州节度使李勉充河南、汴州、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使。元和四年（809）九月，以宣武节度使韩弘充淮西诸军行营兵马都统。大中五年（851）五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白敏中充邠宁节度使、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处置使。以上事例表明，都统可以从中央派遣，也可以从所在战区的节度使中选任，但是一般都要带某道的节度使，作为自己的“本军”。
    唐朝末年，天下用兵，出现了许多个都统，如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ｆū（12）延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而以宰相王铎为义成军节度使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并且以宦官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这里的四面都统实际上是都都统。尽管朝廷许王铎“以便宜从事”[5]（卷一九下，《僖宗纪》中和元年七月，p.711），他统令各个战区兵马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这些前线统帅的兵力都是由抽调各地藩镇的军队组建而成。朝廷只是通过发放出界粮的办法使各地军队暂时为中央效力，军队本身却还要受到本镇节度使的指挥。
    五、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将本文主旨概括如下：
    如历朝一样，唐代中央军政最高决策者是皇帝及其授权的宰相。唐朝没有像汉代那样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如太尉）。唐代前期崇尚出将入相，文武叠用。皇帝延英召对，三省六部长官及他官同平章事等参议军国大政，是中央军政决策的基本形式。但是翰林学士等近臣和枢密使等宦官常成为影响中央军政决策的体制外重要因素。尚书省兵部是军事行政机关，其基本职能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而略有不同。兵部掌军政、发兵号令、兵籍检点，但是，兵部并不直接统帅军队。
    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在开国时期，行台、大行台、天策上将府是军政合一的前线军队统帅机关。武德年间的十二军是府兵动员下的军事组织。全国统一以后，特别是贞观十年唐太宗改革府兵制度以后，朝廷采取了寓兵于民的战略决策。原则上说中央和地方都没有常规军。中央宿卫者是府兵番上，边疆战事也是靠府兵和兵募来完成。从高宗到玄宗前期，中央逐渐发展成一支规模不大的职业禁卫军（飞骑、万骑、骑），地方上出现了职业边防兵（长征健儿）。作为前线指挥官的行军总管也演变成军区长官节度使。这就使唐代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安史之乱加剧了这一变化进程。其结果是，在中央出现了北衙六军和神策军为代表的禁卫军系统，左右神策中尉是实际的军队领导人。在地方形成了普遍设立军区——藩镇的局面，节度使（或者都团练使、都防御使）是军区长官。战争情况下，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行营都统等前线指挥机构。天下兵马大元帅只是在安史之乱期间作为战时军事指挥机关发挥过一定作用。其军队还是归属于各地的节度使，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五代及北宋王朝本来源自于藩镇，从藩镇制度上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一套全国统一的军队指挥系统，从而改变了唐朝后期藩镇军队各自为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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