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似已形成共识：直皖斗争属于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但仔细考察，直皖斗争的性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演变。本文试图从五四时期吴佩孚崛起的这一视角来观照直皖斗争，并探讨其性质的演变（注：学术界大都认为直皖斗争属于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而对于吴佩孚的研究及直皖战争中直胜皖败原因的分析，则有新的看法。但把吴佩孚在五四时期的表现与直皖斗争的性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尚属少见。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谭融：《五四时期的吴佩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郭剑林：《吴佩孚与五四运动》，《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一
    直皖斗争最初表现为段祺瑞与冯国璋的矛盾。在两者的斗争中，直系另一支力量曹锟以“双栖者”的姿态折冲于二者之间。直到1918年8月，吴佩孚在湖南前线“罢战主和”，曹、吴势力与冯国璋的直系步调才趋于一致。但随着冯国璋于1918年10月的去职，直系的反皖斗争，便由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担当了主要的领导角色。
    早期的直皖斗争属于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自不待言，即使吴佩孚罢战主和之后一段时间内，其反对皖系的斗争也主要是出于自身派系利益的考虑。虽然在早期的直皖斗争中，曹锟与段祺瑞保持了较为亲密的关系，但从地缘关系讲，曹、吴毕竟属于直系。因此，段祺瑞对他采取了一面利用、一面排斥的策略。段祺瑞为实现其独裁统治对西南用兵，以曹锟之劲旅第三师为前锋，即怀有一石二鸟的企图：一方面让直系精锐消耗于对西南的战争，一方面可削弱、排斥曹锟直督的地位，乘机占领畿辅重地。故吴佩孚血战湖南，换回的却是未建寸功的皖派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在皖系的排挤打击之下，曹锟存有“久戍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1]（p624）的顾虑而率兵北归便是在觉悟之后对段祺瑞“调虎离山”计的反戈相击。随后，吴佩孚在湖南的罢战主和与曹锟的率兵北归具有同样的性质，即以“罢战主和”来对抗“武力统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涉及到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集团，受其影响，直皖斗争也具有了新的内涵。
    众所周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从1917年上台以后，为实现其“武力统一”政策，大借外债，扩充武力，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对于巴黎和约，段祺瑞一开始就力主签字，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也竭力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公然为日本侵略作辩护。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动摇、妥协。
    与皖系妥协退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佩孚的对日态度。巴黎和约问题发生以后，吴佩孚连连通电，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日人此次争执青岛，其本意不止在青岛，其将来希望，有大于青岛数万倍者”，因此，“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2]。与同侪相比，其见解之精辟可谓一语中的。针就当时中外关系，吴佩孚认为中国处境已“如临岸之马万不可轻策一鞭”，劝诫大总统“勿为众议所惑，勿为威力所制”，“临大疑，决大计，当机立断”[3]，从速电饬专使，拒绝对日签字。吴佩孚还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他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当外交成败关乎国家前途之时，皖系主签、奉系旁观、直系动摇之际，吴佩孚打破沉寂，公开发表意见，强烈反对条约签字，慷慨激昂，确实表现了“军人卫国御侮的决心”[4]。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以国内的群众反日运动为后盾，于1919年6月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就此歇手。它一面胁迫北洋政府补行签约，一面运动北洋政府对日直接交涉。北洋政府态度暧昧，犹豫不决。山东父老乡亲为自身存亡奔走呼号，多方运动。吴佩孚在浓浓乡情的感召之下，遂联络同乡军官48人联合通电，反对直接交涉。他说：“大抵强国与弱国交涉，利在单独，不利于共同，利在秘密，不利于公开。至弱国外交，则适得其反”，故“直接交涉，结果必于我无利”[1]（p635）。况日本是根据德约，援引二十一条，若直接交涉，便等于承认其继承德人权利，实际上等于承认二十一条为有效。果如是，则国体扫地，以后更无以立国于世界。吴佩孚建议政府应据理力争，留待国际联盟之公决。即使国际联盟不予受理，亦可留作悬案，以为将来解决留有回旋余地。
    自古以来，内讧外患，总是相为缘起。民国肇建以来，内争不息，外侮频来，国命如丝，危如累卵。面对日本的虎视鹰瞵，吴佩孚认为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拒绝和约签字一层，必须通盘筹划，图谋善后，而“统一内政，尤为根本立脚之计”[5]。攘外必先安内，兄弟阋于墙不可外御其侮。面对强敌，中华儿女无论何党、何派，理应捐弃前嫌，协同对外。因为“南北同胞也，强邻仇敌也；同胞之争，无防（妨）相让，仇敌之侮，万难屈从”[6]（p2）。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吴佩孚与谭浩明、赵恒惕等于6月25日联衔电劝上海和会南北代表，“极力让步，勿过吹求，务期和议早决”[7]（p344）。如果说一年前吴佩孚在衡阳“罢战主和”是从自身派系的利益着眼，显得空洞虚饰的话，那么五四时期，当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激化的时候，他的和平统一主张，则超出了狭隘的派系之争的藩篱，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不失为解决时局的切实方案，它顺应了民心，凝聚了民气，具有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