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在其本质意义上是社会的。由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及其社会行为往往是异常复杂的。作为一个深受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熏陶的北洋儒将，吴佩孚未尝不想维护北洋军阀内部的统一。在早期的直皖斗争中，他及其赞襄的曹锟的“双栖”行为即具有某种不使一方坐大的制衡作用。后来，他率兵南下，血战长岳，所向披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愤激于前此北洋军人在湖南的败绩，有损于北洋军阀的“体面”。但随着时局的发展，皖系专制、独裁的变本加厉，北洋大家庭的裂痕再也无法弥合，于是不得不以一种无奈的选择--战争来实现其自身的新陈代谢。
    尽管1918年8月吴佩孚在湘督不就的构怨中公开“罢战主和”，但此时他的思想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痛恨皖系的任人惟亲，专横跋扈，损害国家利益，一再通电“丑诋安福系及徐树铮之罪恶”[19]（p15）；一方面又眷念私交，希望北洋军阀前辈段祺瑞能够迷途知返，扭转乾坤，使国家走上统一富强的轨道。一战结束后，国内、国际和平空气的骤然浓厚，使吴佩孚看到了国家前途的一线希望。他联合长江三督，调停南北和会，希望借此国事得以解决，南北完成统一，国权得以巩固。巴黎和约问题发生以后，有识之士在反对签订和约的同时，更把统一内政、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看作是善后之策，故吴佩孚多次通电，力促和平统一。但皖系北洋政府缺乏和平诚意，屡屡设置障碍，阻挠和会。1919年8月，北洋政府在皖系压迫之下任命安福首魁、众议院议长王辑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命令发出，舆论哗然。在全国一片拒王的呼声中，吴佩孚连发数电，指出：“议和乃双方公共之调和，非片面一隅之武断。总代表一席必须为民意所倾向、元首所倚重、双方所信仰者，方可充膺斯选。”王辑唐充任北方总代表，“不惟不能促进和局，而反阻碍和局”[25]。他强烈要求撤换王辑唐。但由于王辑唐的多方运动及安福系的左袒右护，王辑唐最终还是南下莅沪。而此时的南方军政府也已趋于瓦解，一些政客为图一党私利，趋附皖派。于是，王辑唐到上海后，“实行其收买离间政策，以金钱为香饵，以名器为钓钩，一般伟人政客，心醉神迷，大有甘入彀中之势”。曾一度为国人所翘盼之海上名区，“铜臭薰天”，“几成为分赃议和之营业场”。和会的名存实亡，使吴佩孚和平建国的幻想破灭，他深切地体会到：“未有敷衍一时，而克保永久和平者。”[19]（p75）和平建国无望，剩下的惟一选择只能是兵戎相见，以武力推翻皖系，实现政府改良。正如时人所劝告：“吴佩孚真要救国，我劝你应以推翻卖国党为唯一目的。”[1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佩孚利用西南“联直制皖”以自保的政策，与西南谈判签约，以为挥戈北上解除后顾之忧。因此，吴佩孚的联络西南与西南的“联直制皖”也不具有对等的性质。
    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域内、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某种特有的方式进行新陈代谢的。五四时期，新的社会力量还不成熟，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仍然是北洋军阀。在皖系政府的统治日益腐败而遭国人唾弃的情况下，总需要有一种新的、相对比较积极的力量来充当历史前进的助力。具有独特个性的吴佩孚此时被人民的爱国激情所驱策，受内心民族主义思想的涌动，乘时崛起，其主张与行为在客观上与人民要求反侵略、反专制、维护国家主权的呼声相适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直皖的派系斗争融入了当时全国反对皖系恶势力的斗争洪流之中，直皖斗争也因此成为推动历史新陈代谢的手段与途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收稿日期】200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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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谭吴等请拒绝签字[N].民国日报（上海），19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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