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运动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中国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成为检验各派系、各集团的一块试金石。五四运动的直接矛头虽是指向曹、陆、章，但“段派军阀，实与此三人是相依为命的”[8]（p530）。故五四运动的当天，北洋政府在皖系的叫嚣下便逮捕学生32人，随后对各地群众运动大肆镇压。一向主张“和平”的直系三督也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尤其是湖北督军王占元，残酷镇压武汉学生运动。在西南诸军阀辖区内，7月14日以后，工、商、学各界和政府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军警枪伤学生多人，并逮捕大批学生，制造了五四运动以来军政府辖区内“最严重的政治事件”[9]（p457）。
    五四运动中，直系势力的“灵魂人物”吴佩孚表现出了有别于其他军阀的独特个性。他发表通电，对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认为：当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莘莘学子，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他指责北洋政府对直言学生大肆逮捕、镇压，是“轻重倒颠措施”，并告诫北洋政府“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大狱之兴定招大乱”[10]。他敦促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释放学生，培养士气，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
    五四时期，吴佩孚身在湖南，关注全国。1919年8月，安福死党张树元、济南镇守使兼城防司令马良等，逮捕商民，枪杀爱国志士，全国各界群情激愤。在一片反对马良声中，吴佩孚破除师生情面，指责马良“不与国土负责，而与国民负气；不与敌国为仇，而与民意龃龉；不以国军对外，而以国军对内”[11]。北洋政府暴戾恣睢，淫刑以逞，逮捕直鲁请愿代表，不仅不能消解内乱，只能引起更大的不满。他恳请大总统释放请愿代表，以维时局而消内乱。
    湖南地处南北要冲，是段祺瑞“武力统一”对西南用兵的咽喉要道，因此，这里的人心向背对于整个时局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直皖战争时，吴佩孚撤防北归得益于这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实多，而这种支持来源于较为良好的军民关系。在北洋军阀中，吴佩孚治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他驻防湘省时，军队应用各物，皆须出钱购买，不得扰及民间一草一木，违者处以军法。有一次，一辎重队士兵，人民居强夺一水烟筒，即行枪决。在湘人“苦于军队之扰民而入境之北军为尤甚”之际，吴佩孚所部在战时前线而能保存如是之纪律，从而赢得“衡人之爱戴，忘其为外来之北军也”[7]（p336）。与同驻湘省的张敬尧相比，吴佩孚良好的军人形象，使他成为湖南各界驱张运动的“仲裁者”。在他的支持下，五四时期湖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吴佩孚也因而蜚声湘省各界，学生誉之为“寄身军旅，为国勤劳”[12]之革命将领。
    三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时期。因外交失败而引发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斗争，“外争国权”又是与“内惩国贼”密不可分的，因为正是安福系的亲日政策才导致了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同时，皖系的排斥异己也使它不仅与直系，而且与奉系、西南，甚且与中央的靳云鹏、黎世昌都处于对立的地位。故皖系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成为众矢之“敌”。吴佩孚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安福弄权，力促和平统一，支持学生运动等行为，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要求，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天津各界联合会称他“赤诚爱国”[13]，国民党机关报评他“慷慨激昂”、“富有胆略”[14]，更有人称他是“爱国军人”[15]。也正是由于吴佩孚的行为与时代大潮的汇流，才使得社会各团体与他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吴佩孚手握兵符的地位、所向无敌的劲旅也使人们在愤怒于安福系损害国家利益之余找到了发泄愤懑的依托力量，故人们把定倾扶危、中流砥柱的希望寄托于他，希望他能“顾念国危，力图挽救。屏奸党于国境之外，置国家于磐石之安，挽此已亡之国命，拯我将死之人民”[13]。在人民爱国激情的鼓荡之下，在众望所瞩的期待之中，吴佩孚以“国军”应保民卫国自期，吊民伐罪，担当其“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历史任务。人民群众的反皖激情成为促使他领兵讨皖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吴佩孚自己所讲的：“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16]这并非徒托空言，事实上，直皖战争前后，全国许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申讨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的罪行，支持吴佩孚的对皖战争。1920年7月15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等团体致吴佩孚等的电报说：“数年来国人受安福党人祸国殃民之毒害，农工商学，无日不企望国民年出数千万膏血所养之国军，起而为民除害。前读吴子玉师长宣言，虽能如民意之所欲出，犹虑其不能见诸实行。今果誓众兴师，义声所播，河山壮气……倘能一本民意，以义始者，亦以义终，四亿同胞，固誓为后盾。”[17]同一天，全国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给徐世昌的电文指出：“直军驱除安福，深符民意。”[17]此由可见，这一时期的直皖斗争已不仅仅是派系间的私斗，而带有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独裁”、“维护国家利益”与“损害国家主权”斗争的进步意义。
    毫无疑问，作为直系干将，吴佩孚有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取皖段而代之。这一时期各种矛盾的尖锐，皖系的日益孤立，为他利用时机打击政敌，实现政治目标提供了良机。可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充当了时代的代言人？实际上，时势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遇，谁能把握机遇，还要靠自身的性格、素养等条件。吴佩孚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根深蒂固的“忠”、“义”思想，关、岳是其理想人格的楷模。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使得有“夷夏之防”思想的“秀才”心灵深处不能不有所震撼。其军歌《登蓬莱阁歌》（又称《满江红》）便是其心路历程的描绘：“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弱，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7]（p177）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恢复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此清晰可见。吴佩孚一生以“不出洋、不结外人、不举外债、不住租界”自律，即使失败时，也以不出洋、不住租界自恃。“精忠许国”“大义炳耀”[18]是国民政府对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最高嘉奖。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是五四运动的旗帜，它昭示了反对日本侵略与反对独裁、反对损害国家主权的孪生关系。面对民族危机，被安福系左右的北洋政府对日曲膝，于是，吴佩孚的反日情绪便内化为推翻皖派统治的斗争。朴素的民族主义是吴佩孚反对皖系的一个基点。直皖战争前夕，吴佩孚扛起的讨皖大旗即是“中外之防”、“国家主义”等民族主义。他指斥段祺瑞“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因此，直系讨皖，非为“皖直之争”，实乃“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19]（p76-77）民族主义在当时是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它好似一座熔炉，融化了西北军、边防军将士的派系思想防线，他们感到师出无名，士气低落；它好似一个磁场，把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凝聚在一起，为推翻腐败的政府而斗争。同时，民族主义也起到了屏障作用，遮蔽了直皖斗争的派系私争的性质，使吴佩孚及其直系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成为推翻皖系的真正力量所在。
    吴佩孚的反皖斗争不仅赢得国内各界的支持，而且也受到驻华外国人士的好评。美国副陆军参赞费禄纳在1920年8月3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吴佩孚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的行动”，吴佩孚是“为其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私利而工作”[20]（p85）。1920年的《英商工会月刊》称吴佩孚是“民族英雄”，说他一身“集中了国家的全部希望”[20]（p123）。虽然，这些评论有点言过其实，但它折射出了反皖斗争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英美媒体这样颂赞吴佩孚并不是因为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而比较不露出显著痕迹”[21]（p301），以英美作自己的后台老板。直系掌握北京政权时，英美对它的支持是不明显的[22]。事实上，英美与吴佩孚也不可能有根本利益的一致。帝国主义总是从扩张自己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来考虑问题的。而作为儒将的吴佩孚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则不可能超越其民族主义的思想界限。五四时期，他虽一度产生“以美制日”的幻想，但当他得知英美在巴黎和会上与日妥协时，他便公开指责和会的不公允，并说：“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2]可见，他的依赖英美是建立在不能损己以利人的基础之上的，是有条件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行为才“总象是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23]，从而显现其“比较进步一点”[24]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