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在西方史学史上，史学的借鉴作用远没有中国这样浓厚的政治色彩。史家们所强调的借鉴作用，大多是伦理道德的内涵，是人们齐身处世的经验教训，对治国安邦关系不大。形成中西史学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政体的不同和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历来是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具有很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政治历史的变迁，只是王朝姓氏的改变，根本不触及政权形式的变更。而西方从古幸腊到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政权形式反反覆覆，经过了多少次的变革。在经常变革的文化传统中，后人很难从前代找到仿效的政治前例。
    其三表现为文化教育作用。历史上一些比较先进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思想家、艺术家。人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思想教育和艺术享受，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中某些伦理道德观念、为人处世的哲理，今天仍然富有积极的教育意义；李白、杜甫的诗、李煜、苏轼的词、范宽、八大山人的画、王羲之、颜真卿的字，在现代化的今天，仍然不失他们原有的艺术魅力。而这些文化传统的继承，必须依赖历史学。是历史学家们把这些辉煌的宝藏奉献给人们。过去，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过于狭窄，认为历史学只研究王朝变更、农民起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史，事实上，对以往一切事物的研究，都是历史学的任务，不仅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是历史学研究的范围，而且象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家庭史等等，都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同时又是历史学家。
    史学的教育作用是教育今人，教育后世。显然，它直接服务于现实生活。历史是前后相承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不学古人。古人的成就即今人的起点，古人的风范即今人的榜样。今人只有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把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因之，我们必须注重史学的教育职能。通过史学，把古人的文化成就和道德风尚继承下去，留传下去。这里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史学的教育作用大多是伦理道德性的，文化传统性的，因之，它很大程度上是超阶级性的。不管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可从同一历史现象中受到同一教育。屈原和唐太宗的事迹光照千秋，不因时代变革而失色；夏桀商纣的暴政，不仅为我们今天所唾骂，也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责难；王羲之、李白在封建社会分别被誉为“书圣”、“诗仙”，但他们的字和诗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仍然被认为是这两种艺术发展史上的最高峰。这种历史现象说明各个阶级、各个集团，以及人们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看待历史时有着某种共同的审美观和爱憎观。史学也主要是通过这种人们所普遍具有的审美观而起到垂训后世的社会功能。
    二、史学的学术性职能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体现为两方面的学术宗旨：一、鉴别史料、考订史实，对个别历史现象给予正确的解释；二、运用理论思维，概括以往人类历史规律。
    古代人记载历史，或则受知识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或则受集团和个人利害关系的影响，常常出现遗漏、隐讳，甚至伪造歪曲等现象。因之，对史料的辩伪和考订，便成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就开始具备史学批判精神了。相传孟子曾指出《尚书》关于周武王伐纣的记载失实，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⑦司马迁写《史记》，对许多史实都是经过多方考辫，去伪存真，而对那些无从考订清楚的，则存而不论，留待后人解决，魏晋至唐宋，由于史学的发展，史学批评之风大盛。最著名的莫过于刘知几的《史通》。刘知几提倡“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指出先辈的史书多有谬误之处。特别在《惑经》、《申左》等篇，他笔锋直指儒家经典，说《春秋》《左传》《礼记》等书也多有失实的地方。诚然，对古代史书的考辨，最有成就的是清代的乾嘉学派。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把传统史学的考据工作推向高峰。二十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们，同样致力于考据工作。梁启超于史料考证最大贡献是他把考据分为鉴别伪书和鉴别伪事两类，并把伪事的考订分为七种类型，增强了旧史考据的条理性。继梁启超之后，王国维、顾颉刚二人对传统史学的辨伪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篇幅浩瀚，考订详细，成为当代中国古史学界的必读之书。
    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只重记载，不拘考辨，偶而有一两个作家（如塔西陀）讲究史料真伪，但只能是凤毛麟角。中世纪神学大盛，史学相对湮没下去。神学喜欢打经典仗，重解释，重考据。这种对宗教典籍的考辨之风客观上影响了西欧近代史学界，促使了近代欧洲考据学风的形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史学家朗克。朗克的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被认为是西欧批判史学的发端，而该书的附录《近代史家批判》则被认为是批判史学的宣言。在这个附录中，朗克提出了系统的史学考辨原则，“距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抓住史家的性格，追查他的资料来源。”⑧朗克秉着史学客观主义精神，对以往的史学进行了大量的考订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就。然而尽管朗克及其门徒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但比起中国的考据学，不论就规模、精微等方面，都相去甚远。而且，朗克学派的影响为时短暂，几十年以后，人们便指责他们是钻故纸堆，不合时宜。然而，二十世纪以剑桥大学为学术中心的西方史学界又重新拣起朗克历史客观主义旗帜，对考订历史事实、还原历史面貌作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我们说，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微观考证是历史学的一种传统。这种微观研究对整个历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澄本清源的积极作用。就是在史学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有责任把这种传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