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商君书》的研究多限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领域，其历史观虽有少量论著涉及，但大都未能系统论述，而《商君书》的历史观是全书思想体系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它给战国之际法家的变法宣传和变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理论基础。因此，系统而正确地把握《商君书》的历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掌握全书的思想体系，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商鞅及战国中后期法家学派的政治、经济思想实质。
    一、《商君书》对古史发展的追述
    《商君书》历史观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不仅涉及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发展动力、国家产生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而且对一些具体问题也有详实的论述，大致勾画出我国古代历史演进的基本轮廓，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少的”[1]（P232）。
    （一）历史是进化发展的自然进程
    社会决不是古今如一的“千古一世”或今不如昔的退化，而是在不间断地进化发展着，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自然进程。这就是《商君书》关于人类历史演进趋势的总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把战国以前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2]三个阶段，三世依次发展，后世紧承前世。“上”、“中”、“下”三字说明作者抓住了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并认识到时间的流动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又从“下世”中分出“今世”，藉以区别历史与现实，“今世”包含于“下世”之中，意味着“今世”是“下世”的自然延伸，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历史是已成为过去的现实。这说明作者不仅已经懂得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发展关系，而且也认识到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自然进程。
    其次，从三世说的对比分析可知，历史是一世比一世进化发展的。从人口上看，“上世”是“人民少而木兽多”。后来人口逐渐增多；从人们的生产活动看，“上世”人们“伐木杀兽”，过着渔猎生活，从“中世”开始人们过着“男耕而食，妇织而衣”[3]的农耕生活；从民智发展来看，“上世”和“中世”的人朴实而愚昧，“近世”以降，民智大开，“巧以伪”；从社会组织看，“上世”、“中世”之民“藂生而群处”，到“下世”始设国家机构；从人们的思想来看，“上世”人们“尊尊而爱私”，“中世”人们“上贤而说仁”，“下世”人们“贵贵而尊官”[2]。从以上各方面对比可以看出，三世历史是各不相同的，是一世比一世在前进，历史处于不断地进化发展之中。
    （二）历史发展的动力论
    对于历史发展动因的认识，主要观点有三个：1.英雄史观，即历史发展是英雄人物（“圣人”）推动的结果；2.社会矛盾是历史发展的直接起因；3.经济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英雄史观是先秦诸子共同的历史动力观，《商君书》中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观点。“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2]可见，正是由于“贤者”的“立中正”和“圣人”的“分定”、“设官”，历史才得以从“上世”进入“中世”，再由“中世”进入“下世”，历史演进的推动力来自“贤者”（“圣人”）。而且官吏、法令、爵位等一系列国家机关和政治制度，也是由圣人制定的。“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4]《画策篇》明确指出此圣人乃黄帝也，“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农耕也完全是圣人神农的杰作，“神农教耕而王天下”[5]。从黄帝以后的“下世”中，书中又列出尧、舜、汤、文王、武王及五霸等一系列英雄人物，他的英雄史观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