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常常提及史学“危机”。的确，科学的迅猛发展，曾反衬出史学的澹泊，诸多相邻学科的一派生气，似曾显示出与史学的巨大反差。所谓“史学危机”，实际上“是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在酝酿如何革新内容和形式，向着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科学水平发展”①。举凡从事或关心史学研究的同志就不难发现，史学研究在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之后，通过对自身进行痛苦的审视、冷峻的反省，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构成这一新趋势的主要因素，便是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一
    史学研究方法是史学工作者特有的认识工具。它的作用是促使史学工作者的思维方式科学化，从而使史学工作者的主体认识与历史事实以及历史发展规律尽可能地趋向一致。史学发展史表明，正确的方法是实现正确认识的有效工具。历史科学的每一重大发展，往往来源于史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开始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论方法。历史唯物论方法的创立，不仅打破了以往那种脱离社会历史实际的僵化模式，也纠正了一般社会历史分析中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澄清了几千年混沌的历史迷雾，实现了历史科学的伟大变革。“五四”以来的中国新史学的丰硕成果，就是在历史唯物论方法的指导下取得的。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牛顿力学建立起来的科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一切都是相对的。时间、空间和运动是相对的，科学与真理也是相对的。量子力学的实验和研究进一步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描述只具有相对的准确性，任何一方观察的精确必定以另一方面的不精确为代价。而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述，在认识上则是互补的。事实证明，这种互补原理不仅适用于物理现象，而且是人类认识的普遍原理。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强有力地推动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人们开始明确：一切认识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运动的规律性都是概然的而非必然的；由于这种认识上的限制，多角度地观察和认识事物则是非常必要的。
    人类历史更是丰富多彩的。任何史学理论和方法都是有限的。要想贴近对历史的真实认识，从多角度地研究历史也是必要的。正如人类历史的丰富多彩一样，史学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从各自的角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某一个侧面，从各个角度透视历史现象的性质和特点，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诸般奥秘。
    可是，由于长期自我封闭以及教条主义盛行，我国史学研究曾经把独尊某一种研究方法、或追求某一种方法的完善当做至高无尚的目标。而对其他方法或是不敢问津，或是看作“异端”加以排斥，直至全盘否定。因而，史学研究陷入了方法论的“困境”。这种单一的研究方法表现为以阶级划分定性的方法为主导，与古已有之的考据、归纳与演绎等史学方法的融和。不可否认，这一史学方法在我国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对推进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也起过巨大的作用。然而，把这种史学方法作为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独尊一种研究方法，排斥其他方法，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也堵塞了从其它角度审视历史的途径，使人们裹足不前，从而导致了史学研究在一段时间的沉寂状态。其二，史学方法的贫乏，造成了我国史学研究课题老化、研究范围狭窄、知识结构单一的弊端，致使我国史学工作者“不能正常发挥他们的研究能力和水平，降低了研究的科学价值”②。
    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和迅猛发展的自然科学，我国一批有眼光、有见识、有追求的史学工作者，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史学体系、框架和结论，开始摒弃那种信奉固定的方法论和教条主义，在对原有史学方法进行宏观反思的基础上，睁大眼睛看世界，积极从自然科学方法和国外史学方法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我国史学界以它从未有过的宽容迎接每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方法，由此，构成了我国史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趋势。
    二
    我国史学研究方法多元化趋势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择其要者，述其梗概。
    （一）系统史学方法
    系统科学方法是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它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多层次、多时空的网络交叉结构的系统整体，从而使人类在思维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一次带根本性的变革，即：从共时态的平面展示研究方法，过渡到多时空的立体化研究方法。我国有些史学工作者认为，系统科学方法虽导源于自然科学，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的应用已远远超出自然科学母体的范围，通过当代哲学的折射反映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中来，也将给史学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