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历史课题方面首开风气。他们运用系统方法，重新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这一多年争论的课题，提出在超稳定社会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与调节，一方面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周期性振荡，另一方面又通过这样一种振荡使社会回归到旧有的稳定的停滞状态，从历史整体角度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谜。接着，金观涛又著《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进一步运用系统方法阐释罗马社会由共和制转为帝国制的原因。系统方法的运用，有别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打破了史坛的沉寂。在此之后，刘昶、李桂海、童超等一些史学工作者又纷纷撰文，运用系统方法研究中国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取得了可喜成果③。
    系统方法的运用，在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人把系统方法同唯物论方法对立起来，甚至把系统方法视为异端。同时，也有人对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过程中存在的简单化倾向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这就促使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对系统方法的运用进行深入探索，寻找系统方法与史学在相同层次上的对应点和交叉点，以便把系统方法正确地转变成为史学的研究工具。金观涛的《系统论、控制论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工具》、陈永武的《略论系统论的方法论意义》、陈平的《社会经济结构规律和社会的演化模式》、吴廷嘉的《系统论在史学选题、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中的应用》、于沛的《系统科学与世界历史研究》、张炳清的《中国近代史系统分类及其方法论问题初探》等文，均属此类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构成了历史整体。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斗争和解决，又构成了人类历史运动的长河。因此，系统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综合考察历史总体运动的有效途径。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历史有如下特点：（1）运用系统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是把分解对象作为整体中的元素，探讨其在整体功能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的综合则是对构成历史整体诸元素功能的总体认识，以整体机制为对象，探讨整体功能的性质。（2）对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揭示构成一定社会结构的诸要素以及它们的特殊的组合方式，从而确立一定社会的性质和历史规定性，说明一定历史过程的质的稳态。（3）对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纵向的整体分析，说明人类历史是怎样随着社会结构的性质变化而有序地、呈规律性地发展。总之，系统方法要求我们对历史进行全面的、立体的认识，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分析整体与构成整体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历史内部的结构与层次，从而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二）计量史学方法
    系统方法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运用方兴未艾，计量史学方法又异军突起，令人瞩目。计量史学方法最先出现于美国，并广泛应用于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涉及经济史、政治史、城市史、人口史等众多课题。近年来，计量史学方法在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也受到广泛的重视。
    随着对外交流的展开，我国史学工作者的视野不断扩大，追踪到了国外史学研究的发展动态，对计量史学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国史学工作者先是大量地介绍了国外有关计量史学研究的状况。这方面的介绍文章主要有：何顺果的《从“苦难时期”一书看美国历史计量学派》、荣颂安的《国外计量史学的发展和现状》、朱涛编译的《计量法在美国史学研究中的运用》等等。
    我国史学工作者一面大量地介绍国外计量史学的发展状况，一面加强对计量史学方法的研究，提出了计量史学方法的依据和意义，并尝试着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主要成果有：彭泽益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王也扬的《论中国近代过程中的量变》、霍俊江的《数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杨向奎的《谈历史学的现代化》、续建宜的《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数量史学评价》、项观奇的《试论历史数量研究法》，还有王朝中的《唐代漕粮定量分析》等等。这些虽属初创之作，但已表现出一股新的生气，打开了又一条历史研究的新思路。
    我国史学工作者普遍感到，传统的史学研究中虽也不乏数量统计，但都未能超出简单的数字统计，所以，存在着严重模糊性的缺陷。如经济史研究中，只用算术和代数计算耕地面积、亩产量、人口增减以及租税升降等问题，缺少更高层次上的提炼。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或观点，便显得苍白无力。而计量史学方法则是利用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使用线性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模糊数学、曲线拓扑理论等方法对历史课题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使历史研究趋于精确化。此外，传统史学研究中那些定性分析和论证是要确立某一历史现象具有的性质，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计量分析则是要确立某一历史现象各个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或某些因素的数值，主要解决有多少的问题。没有精确的数量分析，就难以认清事物的性质。而且计量分析还能避免单凭人们经验和简单归纳取得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比如在分析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性质时，通过对经营地主数量、手工工场数量以及经济发展中商品经济所占比重的定量分析，得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尚未达到“成熟”的封建社会末期的结论就更具说服力。毫无疑问，计量史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将促使历史研究，尤其是经济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比较史学方法
    比较史学方法，近年来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的比较广泛。尽管在中外史学研究上，有许多人在其著述中进行过比较研究，但比较史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和系统化则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的功劳。布洛赫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他的著作《欧洲社会历史比较研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史学工作者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无论是纵向演进、还是横向展开，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现象的这种差异性和同一性构成了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运用比较史学方法，有助于史学工作者产生一种选择意识，寻找某些值得注意又常常被忽略的历史课题；有助于史学工作者认识共同的发展规律，进行历史的高度概括；也有助于史学工作者解释历史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估量并最终把那些造成独特条件的可变因素分离出来，打破史学研究的区域性、民族性的局限，从而把历史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
    比较史学方法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但并不等于它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的科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的诸多理论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在这方面，许多史学工作者作出了努力。范达人的《略论历史的比较》、庞卓恒的《历史运动层次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层次》、丁伟志的《马克思主义和宏观历史研究》、孟庆顺的《历史比较法的功能》等文，提出并很好地解决了比较史学方法中有关比较类型、比较层次、比较标准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为比较史学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