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应正确看待《商君书》的英雄史观。书中极大地夸大了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来源于“圣人”，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商君书》不仅没有认识到他们的重要作用，而且把他们置于历史前进的对立面。“中世”贤者之所以要“立中正，设无私”，是因为人民“以别、险为务”，以致社会发生混乱。“下世”圣人之所以要“分定”、“立禁”、“设官”、“立君”，又是因为“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无道”，社会再起混乱。可见，它认为民众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只有消极作用，是圣人挽救了人民和社会。基于这样的认识，书中提出了一整套愚民措施，从思想和行为等方面全面箝制人民。《商君书》的英雄史观不符合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未能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及其后继者，不应作出不合实际的苛刻要求，不能超越时代去评价他们，更不能对英雄史观一笔抹杀。虽然英雄史观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但它与商周之际言必曰上帝，行必称天命的神秘主义天命观相比，用人的活动来代替神的意志，圣人终究是人而不是神，它承认历史是由人而不是由神创造的，主宰人类命运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这一认识无疑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另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商君书》英雄史观中的一个独到见解。在承认英雄创造历史的同时，又给它提出了限制条件。认为英雄（“圣人”）不能无条件地、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如前所述，“圣人”推动历史由“上世”进入“中世”，再入“下世”，以及国家机器、等级制度的创造等等，都必须是发生在社会矛盾激化，正常社会秩序发生混乱的时候。也正是由于社会矛盾发展的需要，“圣人”才能推动历史变迁。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君书》又从英雄史观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已在初步探求英雄与时势的关系。“这种分析与科学的历史观还有遥远的距离，然而我们应该承认，在这种认识中包含着科学历史观的萌芽，是人类走向科学历史漫长道路的起点。”[9]
    第三，闪光的历史哲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商君书》不可能形成这样明确、科学的认识，但《商君书》作者们已经初步触及到这个问题，并形成了一些在那个时代中闪光的论述。其一，认识到经济力量在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其二，法律、礼制、官吏、爵位等一系列国家机器并非只是圣人的虚构，而是根据客观现实的需要和社会矛盾的发展所制定的。其三，人们思想、行为的变化，也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上世”之民“亲亲而爱私”，“以别、险为务”，“务胜而力征”；到“中世”，随着不偏不邪和无私的原则确立，人们的思想就由“亲亲”变为“上贤而说仁”；而到“下世”，随着官设和君立，人们的思想也就由“上贤而说仁”变为“贵贵而尊官”。思想的发展与时代步伐是统一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内容，正如书中指出，“世事变而行道异也”[2]。其四，统治措施应根据现实需要来制定，并要根据时事的变化而变化。“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否则“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5]，“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10]这些见解，不仅体现了《商君书》作者的超人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标志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新飞跃，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第四，重视《商君书》对原始社会的概述。《商君书》不可能提出“原始社会”的概念，但它已经认识到远古时存在一个“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最初人类是“群处”，“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过着“伐木杀兽”的生活。后来才产生了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男耕而食，妇织而衣”。这些对早期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描述与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致相符的。当然，其间也有错误的论述。如，人类并非一开始就进入母系社会的；把这时期人们思想的变化，概括为从“亲亲而爱私”到“上贤而说仁”，分明是受到儒、墨两家的“禅让”说和“选贤”说的影响；男耕女织的小生产方式并非启始于原始社会，只能存在于封建自然经济之中。《商君书》把这种战国之际刚刚产生的、并为法家所极力推崇的生产方式移入原始社会，以此来论证这种新兴生产方式的亘古不变性，是为他们的变法实践服务的。
    第五，《商君书》中的古史人物。在古史人物上，《商君书》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而是承袭了儒、墨、法诸派所创造的、并为其大谈特谈的、被当世人所普遍接受的一批传说中的英雄，诸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等。但它又没有完全照搬儒、墨的论述，而是对这些圣人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只讲农战和法制的先圣，以适应自己变法的政治需要。
    第六，鲜明的目的性和时代性。《商君书》的历史观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为当时的变法提供历史理论根据。春秋以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各国都力图在残酷的战争中求得“国安主尊”，先后进行变法以图强。以商鞅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而且还积极地为这场运动制造历史理论根据。《商君书》的进化论历史观就是他们变法运动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彻底破除了甘龙、杜挚等反对派的“不易民而教，不变法而治”和“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商鞅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事实出发，大声疾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11]。其二《商君书》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也是因为作者们看到要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保持不败，并进而王天下，不仅要靠强大的军队，更要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故而《商君书》仅把农、战列为本，其余皆末。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在它的古史观中古圣先贤也都成为只讲农战之人了。其三《商君书》的英雄史观是人本主义文化的产物，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商周之际是处于神支配一切的神本主义文化中。春秋以降，随着人们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的视野开始由天国转入人间，逐渐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力量。人的价值的发现迫使上帝让位于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文化就取代了以神为中心的神本文化。英雄史观应是人本文化下的产物，它代表着战国之际人们的认识水平，其时代性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