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虽然承认是圣人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又同时指出历史一世一世的变迁直接起因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上世”时，由于人们纷纷“爱私”，引起人们之间“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随着争夺的加剧，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致使正常社会秩序发生混乱。于是，“圣人”才“立中正，设无私”，推动历史进入“中世”。后来又由于“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无道”，导致社会再次发生混乱，社会矛盾再度激化。为了解决矛盾，“圣人”又“立官”、“立君”，历史也就随之发展到“下世”。可见，《商君书》已初步认识到社会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虽然未能形成完全科学的认识，但注意从社会内部矛盾入手，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思想，是其他各家各派所不及的。
    认识到经济利益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也是《商君书》历史动力观中的闪光之处。它首先从人的本性入手分析，认为“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是“民之情也”。人们为了追求利益，不仅可以无视礼制的规定，甚至可以“犯君上之所禁”，不顾“名辱而身危”的严重后果。人们活着就是为了获利（“民生则计利”）[5]，利益驱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同理，国家的盛衰也是由经济实力的强弱所决定的。古代帝王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富强，也在于他们让人民一心于农业生产，“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6]，“圣人之为国也，人令民以属农”[5]。今世要实现国富，也必须让民众致力于务农，“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5]。只有国家富裕起来了，才能达到“治”与“强”、“富者必治”、“富者必强”[7]。否则，“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结果只能是“土地侵削而不振”[6]，以致亡国。可见，《商君书》已认识到经济（农业）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
    （三）关于国家产生的论述
    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历史发展中的质的飞跃。先秦诸子对国家的产生问题多有论述，而《商君书》中同样也有独到见解。
    第一，关于国家产生的时间。《商君书》认为，国家不是自人类一开始就存在着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上世”时，民藂生而群处”。用现在历史学术语讲，就是那时人们生活在群居或氏族、部落组织之中。到“中世”，这种状态仍没有改变，“刑政不用”，“甲兵不起”[3]，国家机器仍没有出现。“上世”和“中世”也即所谓的“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当历史发展到“下世”，圣人“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立禁”、“立官”、“立君”、“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4]可见，国家机器到“下世”才出现。国家的产生又是历史进入“下世”的重要标志。这说明《商君书》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出现并非与人类同步，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
    第二，国家产生的原因。《商君书》认为国家产生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圣人”（黄帝）的重要作用。由于“圣人”（黄帝）分定、“立禁”、“立官”、“立君”、“列贵贱”、“制爵位”、“别君臣上下”，从而创立了各种国家机器和等级差别。可见，国家完全是“圣人”一手制造出来的。这是《商君书》从英雄史观出发所作出的结论。其二，国家的产生是现实需要的产物，是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虽然它承认国家是“圣人”创造的，但它又认为国家不是“圣人”凭空臆造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因为“中世”上贤，人们“久而相出无道”，导致社会混乱。同时神农之后又出现“以强胜弱，以众暴寡”[3]的现象。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平息混乱局面、拯救民生，“圣人”才因时而制国家。“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是因为“民乱而不治”；“分五官”是因“地广、民众、物多”；“立法制、为度量”是因为“民众而奸邪生”。[4]可见，各种国家机器都是现实社会需要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
    二、关于《商君书》历史观的评论
    《商君书》的作者不是历史学家，他们对历史的论述是为其政治、经济学说服务的，加之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科学的境界，但作为时代精英，他们的历史观中也不乏智慧之光，许多认识不仅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而且有的几近科学。
    第一，评《商君书》进化的历史观。书中的历史分期并不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不能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真正的质的飞跃。这说明它没能真正抓住社会性质转变的关键因素，不曾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但分期的本身，不仅反映出它认识到历史进程是一个前后相继的、不可分割的、自然的进程，而且也说明它已经认识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不仅存在着量变，更存在着质的变化，质变比量变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商君书》“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去肯定历史的变化发展，肯定古不如今”，同时“又注意了不同时期的特点而给予阶段性的划分，在当时都是相当进步的”。[8]比老子、孔子、庄子等人的历史退化论，孟子的“千世一世”、只有量变而无质变的历史变化论等，都进步得多，已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历史进化论是《商君书》历史观中最为闪光处之一，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理性思考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